二 岭下东、西分二路

在野狐岭下有东、西两座鸡冠山，两山中间不连接。东鸡冠山为东西走向山脉，从冯家窑西至菜山沟北；西鸡冠山由西北向东南走向，从小麻坪北的土边坝至水沟台。在《野狐岭考》中写道：“元人周伯琦在《扈从北行后记》中记载：‘……过野狐岭，上为纳钵，地高风甚寒，东西盘折而下。’下坝有东西两条路。西路宽不足两米，出“坝口”10米右拐，贴峭壁向西南行至200米处，古道则顺南北走向的沟南下出山。东路是宽畅的车马大道。出“坝口”10米东行，进入人工破山凿开的宽6米的通道；到30米处，来到与野狐岭相距100米并列的鸡冠山西端山脚下；右转90度，从鸡冠山脚下南行；下坡500米是平地，迎面有一道东西的山梁；向西平行200米，南拐出山口，突然视野开阔，地势平坦。”此段文字记述的是前两次考查野狐岭时所走的道路。当时，在鸡冠山西端山脚下，发现在鸡冠山南麓下，有一条向东行的大车路。当时对这两条东、西路进行了分析判断。（1）东路向东是上坡，在200多米处天地相接看不到路了。随行的宋局长说前面有国防工事，20世纪70年代初，他曾坐部队的汽车到过那里，没有近代车辆通行的痕迹。再者，下坝的路应向下坡走，而此路是向上坡走。（2）西路是下坡，有明显筑路遗迹，现在仍有车辆通过。下游有新河口堡、洗马林堡。早在元太宗时，任命（哈散纳）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今洗马林），[2]明叶盛在《水东日记》中对这条路亦有明确记载（见《野狐岭考》）。因此，放弃了东路，而沿西路进入古城河流域，即元朝西驿路。

明宣德十年（1435），在野狐岭“土边坝”口之下同时建了新开口、新河口二座戍堡，重建了洗马林堡。新河口堡是扼守下野狐岭后进人古河流域河川的山口；洗马林堡是扼守古河川进入洋河平原的“镇河口”。而新开口堡却建在远离元朝西驿道的“土边坝”东南20里处。新开口堡东行5里是膳房堡，膳房堡沿大沙河南行15里是万全右卫（今万全城）。右卫城南是平原，直通宣大古道。这条从宣大古道北上万全右卫直达野狐岭的线路，正是岷峨山人在《译语》中记载的：“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3]新开口堡则是扼守这条道路的戍堡。

对明朝中期野狐岭下东路上发生的一些事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掘野狐岭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景泰二年（1451），户部左侍郎刘琏请于新开口置关一所，令使客出入。两旁筑二台，拨军守备，其余墙垣务筑立高厚坚完，俾人马不得往来。”[4]为什么刘琏在“土边坝口”（见《野狐岭考》）开关，不以近在10里、沿河而行、交通方便的“新河口堡”命名，而要以远在20多里外的“新开口堡”命名呢？这正体现了刘琏出于军事防御及通贡需要、保证互市安全的良苦用心。

明正统三年（1449），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就出现了国力衰退，边防疏守，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的状况。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在塞北高原趁机崛起。1449年7月初，也先以明廷刁难其贡使和毁其婚约为理由，发动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土木堡之变”。决定“土木之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潜伏在兴和路一带的也先率主力直下野狐岭，奇袭明军辎重部队。此后在“瓦剌议和”期间，也先先是命喜宁充使者，伪称奉明英宗命，入野狐岭探听明廷内情；后是送英宗回京宴别于野狐岭，恢复了与明朝的通贡贸易。由此，足以看出野狐岭古道在明、蒙关系中的特殊位置了。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英宗返京的次年，“景泰二年（1451），户部左侍郎刘琏请于新开口置关一所”。而“土木之战”使朝野震撼，心有余悸。因此，不仅对关口严加防范，于关口“两旁筑二台，拨军守备，其余墙垣务筑立高厚坚完，俾人马不得往来”，而且，此后也绝不能将参加“通贡互市”的人畜引入平坦易行的西驿道。因而将互市场址选在远离关口20里、大军不易通过的崎岖山峦之中的新开口堡。这就是刘琏将关口命名为“新开口”的真实目的。刘琏的筹略很有远见，此后他当时所担心的问题全部发生了。“庚戌之变”次年五月，“宣府设马市于新开口堡，虏酋把都儿、辛爱、伯要卜朗台吉、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马2000余匹”。[5]蒙古部落“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大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6]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下诏罢各边马市，明令“复言开马市者斩”。[7]新开口互市所发生的问题，正是刘琏开关时所顾忌到的：蒙古“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甚至“市易未终，遂行抢掠”。[8]。野狐岭下西驿道同样没有幸免蒙古人的袭击。据《明世宗实录》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月，蒙古俺答部黄台吉“自洗马林突入，将禾三五散掠，驰过暗庄堡。把总江汝栋以锐卒二百，按伏堡中，出而搏之，黄酋骤骑直前，我兵奋挺击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