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高原历史文化研究文萃(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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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府赴野狐岭的“细路”

乘车从狼窝沟神威台下坝至三分之二处,公路左侧孤立的山包顶部有一座碎石堆积的烟墩遗存。登墩顶远眺,东、北方向可望见远山之巅的明长城;向西可见一条烟墩构成的连线,经新开口堡北,直达野狐岭“土边坝”下的镇胡台,北距坝顶新开口关“东、西二台”500多米;向南清晰地看到膳房堡、上南山村直至水关山口这条南北直线上矗立的4座较完整的圆形夯土烟墩。出水关山口即万全右卫城。水关山顶上的一座石砌方形烽台,将山南、北两侧的烟墩连接起来。万全城北高台上即水关山下的烟墩,已在修公路南侧建筑时拆除。从此墩向东,沿旧公路南侧直至苏家桥村东、黄土梁山下,尚存3座较完整的烟墩。黄土梁顶部的烟墩已在修公路时拆除,梁东侧山下的翠屏庵村、五墩村圆形夯土墩台尚存,与永丰堡、张家口堡连成一线。

黄土梁是张家口大西山北端余脉的一道牛脊背梁,梁的北端与翠屏山西端相接。明长城从此处向北拐,直到坝头张家口市、崇礼县、张北县、万全县交界处,与坝顶秦长城相接(秦长城从此处向东北方向走去),而后向西进入野狐岭山脉。因此,从黄土岭下的烟墩至膳房堡烟墩整条线路是远离长城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要考查烟墩,正是因为这条通信线路是沿着宣府、过翠屏口、赴野狐岭的小道修筑的。

岷峨山人说:“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他只提到“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甚平坦”,笔者想岷峨山人不一定亲自走过这条路。从膳房堡到万全右卫确实很平坦,特别是万全右卫到宣大古道,即洋河流域,是一块一马平川的小平原。但从膳房堡到明长城上的新开口关是近30里的崎岖山路,尽管有一条河沟,但有的地方人、畜难行,有的地段是人工破山开凿的深十几米、宽只有3米的小路,有的地方是在沟壁腰部凿出的小路。宣府到野狐岭从里程上看,此路比元西驿路要近些,但它沿途无水源,更不具备西驿路从洋河流域沿平坦的古城河直达新开口关下的优势。这条路出宣府,过沙岭(今沙岭子),沿大清河北上,经张家口堡,走翠屏山下,入万全右卫路。此路真正的优势,在它与西驿路的路线形成直角三角形,新开口关与沙岭是斜边的两个端点,这条路则是斜边。因此,辽、金、元以来,小队人马及牲畜多选此近路出入野狐岭。

经翠屏口过万全右卫、登野狐岭这条古道,《史志》及金、元名人都留有墨迹。《明史·地理志》记:“万全右卫……北有翠屏山,又有野狐岭。”明代山西巡抚熊伟在其诗《翠屏山》中写道:“绝壁横空峙,遥看却似屏。”站在张家口市东高山上远眺,从万全旧城北山起,东至大境门西太平山,一道弧形山岭,宛如一扇碧绿的屏风,此即翠屏山。山下建有以翠屏山命名的翠屏庵。出“平门”西行不足十里,至今在翠屏庵遗址上发展起来的翠屏庵村依然存在。金大安三年(1211),“蒙、金野狐岭大战”前夕,金代著名诗人周昂随承裕之军驻扎在翠屏口,写下了《翠屏口》诗七首。[10]“去岁翠屏下,东流看涌波,”即站在翠屏山下(翠屏口),向东可以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清河(纵贯张家口市区的河流)流水;“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即翠屏山至大境门处突然中断,形成悬崖峭壁;“马牛来细路,灯火出塞松”,这说明金代草原的马牛就是从这条“细道”(小道)进入翠屏口的。以上诗句较准确记述的翠屏口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今日张家口市“平门”的位置。蒙古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好友元好问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时,走的也是此路。元好问在此留下《过翠屏口》诗一首,[11]诗中“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峡风来夏亦寒”,准确地描写了张家口城区的地理形势及气候特点。金兴定五年(1221)丘处机出燕京赴漠北,途经张家口时有这样一段记载:“辛巳之上元,醮于宣德州(今宣化)上元观,以颂示众……以二月八日启行,时天气晴雾,道友饯行于西郊,遮马首以泣……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12]以上史料说明,金元时期,出宣德、经翠屏口、越野狐岭已是一条重要的道路。至此,我们就足以看出万全右卫建城和膳房堡建堡选址的意义了。

万全县,元朝时为宣平县,治所在今怀安县左卫镇。《明史·地理志》载,洪武四年(1371)废县,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置了万全左卫、右卫,二卫同城。建城时今日万全县宣大公路以北仅有洗马林堡,之所以选择今日万全城址建城,一可与西驿路上的洗马林堡呼应,二可守御北面野狐岭路、东面翠屏山路、南面宣平路三路的汇集点——水关山口。

万全右卫辖区内的边堡都是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以前,而唯有膳房堡是建于40多年后的成化十五年(1479)。史学界及当地老乡都认为,建堡的目的是为过往官兵提供膳宿之地,故改名为膳房堡。从建堡的历史背景分析,永乐二十年(1422)蒙古鞑靼部攻陷兴和千户所,迫使千户所迁至宣府后,明朝“缩边”至野狐岭长城一线。此后连年战争,此路使臣、官兵很少,只有西距五里的新开口堡驻兵四百多人。若是仅为供应五里之遥的四百官兵过往食宿,建一座比新开口堡(方一里三百四十步)建筑规模还大的膳房堡(周二里有奇),理由并不充分。其建堡的真实目的有二。一是蒙古骑兵多次绕新河口堡外进入膳房堡大沙河。膳房堡的建设是“土木之战”后,朝廷考虑拟开野狐岭关(1451年开关),并在新开口堡开“互市”,出于军事安全防御目的,作为新开口的依托、扼守进入大沙河的出山口设置的第二道防线。因此,宣镇将其列入“极冲”级戍堡,并置守备守御。二是笔者同意“后改名为膳房堡”的说法。明朝“缩边”以后,为了加强边防守御,尽管宣德年间在重要关隘、交通要道建筑了不少戍堡,仍然没有阻挡蒙古骑兵入边。同时,界壕、墙也遭到严重破坏。作为重要的防卫措施,朝臣们开始酝酿修建边墙。成化二十年(1485),户部尚书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上奏曰:“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里,旧有墩台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宣府以独石(今赤城独石口)为首,以柴沟(今怀安柴沟堡)为尾而垣工。”[13]“明成化二十一年,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调集中、西二路征操马步官军,并屯种官舍余人等做与墩墙。从中路起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14]据张家口史志记载,万全长城建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野狐岭长城从成化十一年筹建,到成化二十一年完工,正是建于成化十五年、道路平坦、靠近边墙的膳房堡提供的后勤保障。由于该堡负责近百里长城修边的后勤供应及过往将士的食宿,久而久之,声名远扬,故改名为膳房堡。

在闻名中外的蒙金“野狐岭之战”中,金军将领宗亲完颜承裕登野狐岭时,在东、西二路上都留下了足迹。金大安三年(1211)三月,成吉思汗大军抵旺古部,四月前锋越边克大水泺。金皇完颜永济议和被成吉思汗拒绝,遂派承裕行省事于宣德(今宣化),出屯抚州(今张北)。承裕此次从宣化到抚州,走的就是东路:宣德—翠屏口—野狐岭—抚州。身为金朝著名诗人、六部员外郎的周昂随承裕大军驻扎在翠屏口,并写下了雄奇肃杀、悲音袅袅的历史名诗《翠屏口》。[15]

七月,成吉思汗破乌月营,拔乌沙堡(今商都境内),完颜承裕弃抚州,退屯宣平(今怀安左卫镇),下野狐岭,沿古城河直抵洋河,过河即宣平。此路即西路,走此路到宣平道路平坦而快捷。此后承裕与大同留守纥石烈执中合军30万再上野狐岭设防。纥石烈执中的军队是从山西集结来的,必然从西路登野狐岭。金军在野狐岭之战大败后,退到浍河堡被全歼。浍河堡位于宣平西,占有西去大同古道、南进蔚县飞狐峪入关的特殊地理位置。野狐岭战败后,纥石烈执中则是从浍河堡逃入飞狐峪,经紫荆口入京的。完颜承裕并没有和纥石烈执中一起行动,而是逃入了宣府。由此可以看出,纥石烈执中是原路败退的;完颜承裕则是从他熟悉的小路(东路)逃回宣府。

在蒙元时期,还有一人从中原赴漠北走过野狐岭下的东、西二路,他就是张德辉。蒙古定宗二年(1247),“岁丁未,世祖在潜邸召见”。[16]此次张德辉到漠北去觐见忽必烈,走的是西路,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元宪宗二年(1252),“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17]这次张德辉走的是东路,路过翠屏口时,同行的元裕(好问)留下《过翠屏口》诗一首。

从以上对野狐岭下东、西二路的考证,进一步证实:辽、金、元、明时期,从居庸出关过宣德登野狐岭,小队人马是走“东路”,大队人马是走“西路”;从蔚县飞狐峪入关,经宣平登野狐岭,必走“西路”。


[1]原载《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第4期,2006。

[2]《元史》卷122《哈散纳传》。

[3]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明英宗实录》。

[5]《明世宗实录》卷373。

[6]《〈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

[7]《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8]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9]《明世宗实录》卷551。

[10]周昂:《翠屏口》,元好问:《中州集》。

[11]元好问:《遗山集·过翠屏口》。

[12]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

[13]《明史·余子俊传》。

[14]董耀辉:《长城大事记》,《明会要》。

[15]张觉:《周昂〈翠屏口〉赏析》。

[16]《元史·张德辉传》,中华书局,第3823~3824页。

[17]《元史·张德辉传》,第3823~38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