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乡土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动因（代序）

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方乡土，诚如莫言体味的那样，“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1]。尤其对现代人来讲，在经历太多的游弋、撞击、厮杀、迷惘之后，乡土，不仅仅呈现为一种物质实存，而且更是一处内化的精神住所，一个充盈着诗意的文化母题，一份久久萦怀的共同情结。

这也就是乡土文学所以能够不绝如缕的动力所在。

一 文化固守：传统审视及乡村情感的诱发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2]这就表明，文化首先是一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母体，是其他一切文化的根柢。传统文化的自身根柢又是什么呢？对此，梁启超早已看出，文化一般都发源于大河流域；而在西方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本身就意味着“耕耘”“栽培”，文化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文化就是一种“耕耘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艺”的本义亦即耕耘、耕作。因此，人们断言“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根柢”[3]，农耕——一种原始的柔韧状态，“是乡村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根’”[4]。依据这样的“文化寻根”，也就不难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学中，为什么会有自成一脉的乡土文学存在。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中国是乡土的中国，中国问题首先是农村问题”[5]。则文学的视点首先也应在广袤的乡村大地。农业经济使中华民族魂系土地、固守家园，因此又形成了最富人情和人性纯美的乡土精神与乡土人生范式。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始终没有表现出对这种文化传统的疏离和冷淡，相反，一旦滋长了与此相悖的某些态势，这种文化自矜和“回归”的呼声就更加强烈，比如，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时期及以高科技为表征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乡村的田园生活和宗教般的诗意与宁静就总是给浮躁的现实以有力的回击。诚然，传统并不意味着只有美丽，传统的丑陋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比如宗法制的残酷，重体验和直觉而弱于分析的溟蒙狭隘，阿Q式的农民顽症及其他一系列文化劣根性（“庸见”“和平主义”“超脱老滑”[6]）等等一切，都是审视批判的对象（乡土文学实际上已就此作出太多努力）。但是，由进步与失败、创造与破坏、开发与掠夺等诸多矛盾纠结而导致的现代文明之病，同样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恰恰是在这层意义上，美的传统成了一种需要！乡土文学便应和着这类焦虑、期待而悄然参与着种种文化调节：既揭示古老文化传统的固有魅力以抗拒现代文明之病，也袒露传统的愚顽落后以呼唤新的文明进步，这种立足乡土，前瞻未来，企图重塑一个完美现实界的努力最终使它自身获得了生存和延续的理由。

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审视是一个文化命题，也是符合人们审美趣味与艺术需要的积极的文化建设，因而大量“乡村蒙太奇”的组接和浓烈“乡村情感”的袒露成为历史必然。“中国人民对自己乡土的爱是生命之爱、自然之爱，是人类天生的情与爱”[7]。尤其是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象征着纯粹的自然造化，凝结着人们的期待与追求，甚至宗教般的“乐土”向往。这类乡村情感弥漫今古，包容广阔。最典型的实证是“回归自然”的种种探寻和努力，包括诸如古典哲学中“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道”论揭示的天然之美，庄子放弃自我而契入自然规律从而达到大化境界的主张，儒家所描画的“天下为公”的“大同”图景以及玄学所高扬的自性的自然与自然的自性等等，无一不是纯净乡村情感的流露。现代人同样在发掘自然人性，在荒野、在田间地头、在造化之功、在古朴之中去寻真求美。混乱动荡不是道德应然，人们渴望宁静与秩序，这就是乡村情感，也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情感。李大钊就曾称中国文化“为安息的”，称西方文化“为战争的”，建立在辽阔幅员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这种“安息”文化，更能体现中国性格，因此，传统的“安息”情感衍化而为今天的大众情感。人们厌恶过稠的欲望所造成的破坏，甚至于人的活动背后总是潜在着某种担忧——生态伦理式的担忧：人真的是处于主体地位吗？“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8]对人类中心论的自觉挑战是需要道德勇气的，也是受乡土情感的驱策和支配而诱发的有关生命本体的思考。这种平和，这种田园理想，这种将人当作存在的看护者的姿态，既是一次深刻的哲学革命，也是人类的理性自觉。借助自然来表现对生命本意的追寻，“就把‘家园’意识引向了更深层次的‘生命’意识”[9]。乡土文学正是以其理性姿态，表现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进步，或者毋宁说是对传统民族化情感的皈依。

乡土世界特有的纯净、明丽、朴实、恬淡，造就了人们的固守情结，乡土文学实践则成功地表现了这一情结。这一情结的本质就是对朴素的“安息”人生目的的追求，因而，乡土文化传统满足了深层次的文化需要，千百年来，像磁石一样使人们的心灵吸附其上，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乡土文学的艺术生命力。

二 文化对抗：现实反观与“荒原”意识的催生

这是一个物化和泛商主义时代，也是生存哲学与文化的“转型”时代。不容否认，物质基础在日益雄厚，新的观念与生活方式显示出强劲的吸引力，传统的惰性越来越成为冥顽不灵的掣肘，“富而不贵或是贵而不富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身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分化和重构及其不同价值属性的错位，以及人们对这个现实的承认与适应，都充分体现了社会正在发展一种与过去上下等级结构走向相反的平列建构”[10]。各种新的倾斜制造着种种不平衡态势，无序包含机遇，象征着道德更新，显示着合理性，乡土文化传统看来注定要成为历史陈迹。

但是，乡土文学理智地站立起来，在对文化传统进一步作出反思的同时，勇敢地肩负起了对现实界的一切既存事实进行反观的使命。实际上，人们仍然依恋着“云淡风轻近午天”的闲适生存方式：乡间别墅成为时髦，有丰富民间传说的自然景点会集了找轻松的四方游历者，质朴野趣作为俗文化牢据一方市场，连农民本身也怡然自矜于他们的生活图式：“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良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安。晚归妻儿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农民政策喜心田，如今欢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11]这不也正是传统社会里“高人雅士”们倾心向往的文化境界么！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文化反拨与抵抗意味，体现了某种深刻的文化不适。比如，与物质繁荣相伴生的拜金主义和极端物欲，使乐善好施的侠义传统丧失殆尽；与市场机制相伴生的功利主义思想，滋生了权钱交易、党性淡漠、人格低下等等“浮躁”情绪；与权力下放相伴生的集团利益、“自我利益”观念，使组织纪律观念逐渐淡化，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地方分散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等日渐嚣张；与竞争机制相伴生的种种不正当谋利手段，消解了正当发展和优秀的经营传统……文化生活领域同样令人不适：五花八门的“城市文明”以及环境恶化、道德“滑坡”、遍地术机，甚至自然灾害也成了某些人“封爵”发财的喜庆时刻……真可谓一片冷冰冰的闹哄哄。艾略特曾经把物欲横流的现实界比作“荒原”，人们确实衍移着一种“荒原意识”，即对浮躁现实进行反思进而探索解决问题契机的企图与努力。同沈从文当年划分“城里人”和“乡下人”一样，都市疏离感和物质冷漠带来的不适，使“荒原”中的人们更需要乡土文化的亲切感。另外，人们也试图以宗教的形式连接彼此，增进沟通，在浮躁浅薄的现实界，亦即“荒原”，人类必得以宗教的圣洁来拯救自己。虽然这种努力毕竟效用有限，却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心态。

对现实诱惑的抵御及“荒原意识”的形成，使整个中国文化空间内呈现出复杂气象。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文化类别趋于细致多样，划分角度也难以统一，另一方面，各种文化现象互有优劣，在一定条件上呈交叉互补状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把握文化群体内的大致脉络。首先，由经济、政治转型所决定的主流文化（时代文化）形态，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总体意趋，规范和调节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流向。其次，受主流文化影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快餐文化）形态“近几年变得不可一世”[12]，其特征是浅约粗放，时髦轰动，活泼多变，比较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因而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再次是地域文化（或民俗文化），作为“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13]，它更为真实具体，一旦为大众熟知和接受，也便蔓延为一种大众文化。最后还有一类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导队伍的精英文化形态，尤其那种“雅皮士”形态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曾经是很风光的，目前则“陷入了根本危机”[14]。透过上述文化构架可以看出，“雅”“俗”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雅文化不得不正视俗文化的冲击，而俗文化也正在逐步通过自我扬弃提高品位，形成规范，以至由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两种形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空间——民间空间，亦即“相对于1949年以后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而言”[15]，随着整个文化转型而形成的以平民阶层和平民趣味为主导的复杂而丰厚的空间，非意识形态性、变化性和自发性是其主要特征。因为“来自老百姓”，所以“这个空间更适合于你我”[16]。这种老百姓自己制造或沿袭的文化空气与氛围同样也更适合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作家本身就来自民间空间，对这个空间深觉熟悉和适应，因此，他们（无论是“侨寓的”，还是“土著的”——很少包括“游历的”）都力图展示着各自的地域特色与原乡情韵，以此遣散现实困扰，作为对抗“荒原”世界的具体形式。虽然民间空间是粗放的、可变动的，但它有不变的本真品质，这种可贵本性能够“助人以求真弃假、从善摈恶、爱美恶丑及得乐解忧”[17]，能够将人们导向更高形式的开化和文明，使人更真切地贴近生命本质，所以它成了乡土文学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存在的依据，乡土文学就是面对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而生成的用民族化的叙事写意方式，以披示地域风情为主要表征，描绘乡土人生，抒写原乡情韵，传导民族化审美意蕴，格调素雅清新的一种民族文学形态。

三 文化重构：精神家园的召唤

转型时期，也是整个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新旧交替时期。人们期待物质丰富，也渴望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渴望规范与宁静，希望伟大和崇高，愿意关怀人类的终极存在意义，也乐于回到平凡人生中寻找普普通通的温情。这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使命。乡土文学积极呼应着这种召唤，担负起时代使命，企望通过自身努力去调节这一冲突，抚慰焦渴的心灵，实现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怀。其具体途径就是试图寻求传统与现代、市场与文化的融合会通，以此营造新的精神家园。

现实界仍然是一个富于魅力的人间世。尽管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失衡现象依然存在，人们对必然身处的生存空间还是倾注着全部激情和希望。事实上，“人类的终极与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过程也无所谓终极，因此关注终极首先要关注现实的具体”[18]。现实是通向未来的桥梁。这里，解决现实危机的契机即在于，营造现实家园，决不可以短视，不可以浮躁，一切现实行为内涵的终极指向应该是人类未来，或者说，一种共同的未来精神、未来激情就是烛照现实、衡量现实的圭臬。具体讲，现实行为的中心话语是建设，不是破坏和掠夺。乡土作家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也就在于，他们从乡土世界的立足点出发，通过种种乡土人生图式指出人类合理的和不应有的一切，表现了对命运前途的大悲悯、大关怀，流贯着深刻的人文理想，反映出转型期的整体价值取向。

关注现实，需要激情，更需要一种境界，一种出于世俗而又高于世俗的神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和信念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理由，“老庄气”与“痞子相”只会生产堕落和沉沦。人文精神的实质即在于向极端肤浅的世俗诉求挑战，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合理性构建新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生活中还是经济生活中，都很容易看到这种神圣与崇高。文学上的崇高也同样是主流，放弃这一努力是一种矫情，貌似“潇洒”，实则虚空。这种实际同样激发着乡土文学的道德勇气，在那些清新、爽净的乡土画面里寄托理想，在乡土积重与残缺中凸显关怀，其内在精神是昂奋积极的。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这是新中国在她诞生之初面向世界发出的动员和宣言，似乎也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面向新世纪的一种呐喊。借此，我们也仿佛看到了乡土文学融会于时代大潮的鲜活姿态，感受到它强劲的生命律动。

注释

[1]莫言：《我的故乡和童年》，《星光》1994年第11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1页。

[3]参见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胡潇主编：《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5]胡潇主编：《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6]参见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7]张洪明：《构建文化的通天塔——谈中国文化乡土化、民族化、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夏之卷。

[8][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9]朱晓进：《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10]胡潇主编：《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1]徐光华：《农民王驾远写中堂》，《人民日报》1983年2月24日第2版。

[12]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13]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14]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15]刘心武等：《文化效应和民间空间》，《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

[16]刘心武等：《文化效应和民间空间》，《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

[17]曹廷华：《论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群众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性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18]王光东：《小说转型期的审美特征与问题——论近几年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1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