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个具有“文化地标”属性的优秀小说家
——莫怀戚的文学成就、文化立场及社会影响
在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颇具影响力的中年作家当中，莫怀戚显得非常特别。其特别主要在于：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和平民作家的立场和视角，从事自由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并且使他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持久的精神回应。事实上，在四川、重庆，甚至在贵州、云南、广西以及国内许多地方，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读者十分喜爱他的小说。不仅如此。莫怀戚和他的小说还是重庆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莫怀戚本人堪称是重庆地域文学谱系中最具审美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特殊人物之一——是一个具有“文化地标”属性的优秀小说家。
30多年来，莫怀戚的文学成就随着其创作道路的延伸、作品的不断成熟，同时也随着作品中的思想艺术辐射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扩展，而得到文学界内外的一致肯定和普遍赞赏。他不仅是一个具有区域文化影响力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个对于区域文化建设具有创造性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牢牢扎根西部大地将小说精心打造为文化软实力的著名文化人。
文学评论界在评价莫怀戚的“特别”时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学素养和本土文化积淀的作家……他生性洒脱，举止放松，擅长文化推理，精于人性透视，说话深刻得让人脸红，行文透彻得让人心惊，为中国文坛最独特的智慧作家之一。”[1]“作者身为大学教授，其小说标新立异，其行事特立独行；作为小说家，其才智不凡，其风格文坛少有。莫怀戚在用小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做精神上的抚慰时，完全具备了一流作家品质……莫怀戚和北大的曹文轩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做学问很内行，写小说也很内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示范，悄悄地接续和恢复了民国时期学者型作家的优良传统。”[2]评论家蓝锡麟评价说：“写小说的重庆作家中，我一直看好莫怀戚。假若将重庆小说家组合成一个管弦乐团，莫怀戚决然该是首席小提琴手。”[3]莫怀戚长期以来是《当代》文学杂志最看重的重庆小说家。该杂志主编周昌义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以为，中国文坛有门无派，特立独行的有三大怪才，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再就是莫怀戚了。莫怀戚教授的小说，既好读又高雅，还有文化；尤其是人生智慧，天下一绝，放眼文坛，无出其右。”同时他还指出：“莫怀戚是一个价值被低估了的重要作家。”[4]他们的这些感慨，引发了文学评论界普遍的共鸣和反省。重庆市民在评价莫怀戚时是这样说的：谁要透彻地了解重庆人和重庆文化的性格，一是必须吃重庆火锅，二是必须上街打望重庆美女；三是必须读莫怀戚的小说。
尤其是在四川、在重庆，很少有人不知道莫怀戚，很少有人不为他的作品所深深打动。这个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惯有的习性和派头的“重庆崽儿”，常常骑着那辆没有牌照的旧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交警都钦佩这个大名鼎鼎的“莫老师”；他在偏街陋巷的鸡毛店吃饭喝酒，不少老板都执意不要其埋单，原因是他们都以“莫老师”能赏光为莫大荣耀；他在茶楼酒肆出现，常常会被许多市民读者所包围，甚至连“棒棒军”都认识他那张著名的蒙古血统的酷脸……在文学低落，特别是休闲文学普遍受人青睐的今天，作为一个严肃意义上的小说家，其人其文能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厚爱，可以说，在当代小说家中能享受此番“待遇”的真的还为数不多。
莫怀戚小说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直接对文学人物作简单肤浅的价值评判，而是在叙事的天地中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和思索空间，在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冲突起落中，隐含着作者对当代人普遍遭遇的社会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因此非常符合艺术不是说明生活，而是描绘生活、开启心智的审美规律。十多年前，来自北京的评论家们认为：“像莫怀戚这样具有深厚学养和本土文化积淀的中年作家，没有在文坛前沿唱大戏，实在是中国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悲哀。”[5]他们还说：“读莫怀戚的小说，有相见恨晚的强烈感觉。莫怀戚的叙述风格非常特殊，其策略十分老到自然，语言艺术更是自成一格，不会与任何一个作家混淆，其创作成就此前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这是很不应该的。莫怀戚完全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潜力的实力派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个性非常特殊和精彩的作家。”[6]
莫怀戚30多年来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通过小说故事所展现的当代重庆生活画卷，对“重庆”的历史表现和现实进行了生动幽默并且深刻有力的揭示和评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揭示和评判同时从两个方面锲入：一是对“重庆”（他小说中的“重庆”明显具有超逾地域文化囿限的意义）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多维的透视和扬弃；二是对“重庆人”（他小说中的“重庆人”也明显具有经验和超验的意义）的历史表现和现实存在进行了人性化的、超逾善恶美丑的多维思索。这样，在“中国高度”的逼视和追问之下，“重庆文化”和“重庆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全都以新奇而撼人心魄的面貌得以凸显和展露无遗。这正是莫怀戚能够在喧嚣鼓噪的世俗声浪和文学泡沫中脱颖而出，并在文学界内外赢得广泛赞誉和持久影响的根本原因。
莫怀戚的语言天赋、他的叙述才能、他的营造动人情节、洞悉社会人性和世道人心的本领等，确是他能始终抓住读者并深深感动他们的长项，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因为这些并不是文学的灵魂。他更醉心于揭开世界的物质层面而向精神的层面逼进。他曾经对我说：简单浮浅地描摹和图解“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并不难办，难的是要能真正冲破“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的物质层面而深入抵达其精神内核。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莫怀戚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了几十部“新样式”的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侦探小说”叙事领域中的特殊地位。1991年，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律师现实录》，文学评论家胡德培特地为莫怀戚的这本小说集作序。他以喜出望外的口气赞叹道：“这是中国推理小说的新品种。在这里我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样一位新作家——重庆的莫怀戚先生。”[7]其实，在当时，对巴蜀以及西部地区的读者来说，莫怀戚早已为他们所熟悉和喜爱，谈不上是什么“新作家”。胡德培之所以兴高采烈地宣称他发现了一个“新作家”，主要是对全国读者而言。
2000年是莫怀戚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的6月26日，“莫怀戚作品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研讨会对莫怀戚20年来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集中对他的乡土小说、侦探推理小说、都市言情小说以及侠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和得失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肯定了他在小说题材、结构、语言和叙述手法上所作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对“莫怀戚现象”作了正面的评估。评论家们认为：“莫怀戚是个性风格非常鲜明的作家，其创作的‘渝味小说’，不仅有非常深厚的巴渝文化底蕴，而且还具有非常精彩的现代文明特征。他的小说里含纳着丰富的西部文化智慧，有温暖感、有巴人的悟性；尤其是在幽默机趣、耿介质朴方面非常突出，有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魅力和智慧力量。”因此，他们最欣赏的是这个作家的率真、机智、幽默和深刻。他们一致认为：“莫怀戚在用小说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作精神上的抚慰时，完全具备了一流作家的品质。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其影响却是‘二流’的？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中的一种‘莫怀戚现象’。”[8]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莫怀戚小说及“莫怀戚现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兴趣和讨论。
同年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用一个整版，以“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为题，对莫怀戚作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集中刊登了莫怀戚小说的系列评论文章。在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回顾和检视的同时，对其文学成就，特别是文化立场、作品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等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和肯定。评论界一致认为，莫怀戚的小说、散文随笔不仅在艺术上有积极的探索和可喜的贡献，而且在思想价值和文化追求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创作蕴含着一种大气，这就是鲜明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现实、体察透视人生、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这正是他的作品能被老百姓所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他能悦人性情、启人心智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当时莫怀戚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纯加俗”即“用纯文学的心态和俗文学的手法”探索一条小说叙事的新路子这一取向，评论家们认为：“对文学的理解需要新的观念，用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象牙塔模式，是无法理解和准确评价莫怀戚这种全新的作家的。莫怀戚的写作特点是：积极勇敢地跟着市场走，而且一点没使自己的作品降低水准。这是一个奇迹。”[9]
2002年5月，莫怀戚的首部长篇小说的《经典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迅即在文学界内外引起轰动，从而在读者中引发新一轮“莫怀戚热”。同年8月7日，《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重庆作协、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发起的。这也是重庆直辖后首次在京举办的最高规格的长篇小说研讨会。来自首都文学界和重庆文学界的数十名评论家和作家对《经典关系》及莫怀戚的创作作了极高评价。他们认为长篇小说《经典关系》不仅是一部充分体现重庆地域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而且也集中体现了重庆作家深厚的创作实力和咄咄逼人的崛起势头。著名评论家雷达欣喜地说：“令人称奇的是，这部小说，无论从哪一页看都是非常有趣的，非常精彩的。这使人想到了钱钟书的小说《围城》。”[10]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评论家白烨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他说：“《经典关系》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是重庆地域文化与莫怀戚创作风格精彩融合的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力作。该作品将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现代精神、历史思考和文学追求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当今文学界，像莫怀戚这样具有深度和厚度的作家并不多见。《经典关系》最撼人心魄的是，作家以率真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视角，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并且不带有丝毫的贵族和精英意识。”[11]与此同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显要位置刊载了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的《解体的爱欲辩证法》和评论家周晓风的《文学中的区域文化及其表现》等多篇评论文章，在围绕《经典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将批评的视角广泛扩展到莫怀戚的所有重要作品，并且作了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探询与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界对《经典关系》的一致评价是：“中国高度、重庆特色、深刻作家、智慧人生。”[12]——这个评语，可以说对莫怀戚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品格作了客观的评估和总结。
所谓“中国高度”，主要是指莫怀戚一以贯之所持守的独立的人性立场和审美意志。具体而言，就正如白烨指认的那样：“莫怀戚是个自出机杼、自成一格的作家，是锲而不舍的探索者。他数十年来的创作追求，最有特色的是用小说的形式，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作精神上的把脉和心理上的透视。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的态度，集中探求种种社会心理现象，看取生活深刻、观察人性独到，在对各色人等的行动及心理因素的挖掘上客观、准确，具有由里及表、由深及浅的人性深度。他的作品，由广泛的社会心理探索走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的个案剖析；由人物行状及心理因素的或然性，进而挖掘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表现了深具个性化的不凡潜力。”[13]莫怀戚作品中的所谓“重庆特色”，主要是指他的生活及创作所依仗的地域文化背景。重庆特色与重庆人、重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奇异性最终与他的小说世界共生交融在了一起。他的小说叙事凸显的这种地域文化个性，特别是那种强悍、豪爽、幽默和达观的精神气质，那种以自强不息、冒死犯难为地域文化特征的侠义精神，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妙趣横生的延展。
2008年9月6日，莫怀戚的长篇小说《白沙码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是继《经典关系》之后，围绕同一作家的小说所举办的又一次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重庆作家协会、重庆师范大学和《红岩》杂志社共同举办。首都文学界和重庆文学界的数十名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及莫怀戚的创作又一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白沙码头》不仅是一部充分体现重庆性格和重庆文化精神的厚重之作，而且充分展示了重庆性格撼人心魄的狂放和精彩。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评价道：“《白沙码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奇小说，其内涵深厚，信息量极大。它所展示的民间生存智慧和作家的民间审美立场相当鲜明而感人。特别是对我们反省现实、反省历史、反省我们自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这部小说不仅是莫怀戚创作生涯中的上乘之作，而且也堪称中国目前小说中的上乘之作。”[14]
“白沙码头”在莫怀戚的小说营构中，是一个非常神异的文化场域。其于重庆的人文精神特质而言，这个氤氲着侠义文化气质的“码头”毫无疑问是重庆文化和重庆人的一个非常精妙的缩影——“总之，这是一部作家直露内心世界、表现自我，包括性本能的小说。它冲破了诸多外相和假相，也剥落了覆盖在世俗人性之上的陈规戒律；它将身与脑的写作抛在一边，直入人的内心：让一颗心灵坦荡无欺，进行自由的言说。更为重要的是，这颗袒露的心灵不是低级趣味的，也非庸俗的，而是没受污染，饱含着真诚、自由、仁爱和暖意的。”[15]经过这次研讨，评论界的共识是：莫怀戚文学创作实践表明：他还是重庆少有的，与庸俗社会学和美学规训之下的写作彻底划清界限的作家，同时也是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界最早清醒地认识和规避那种来自“公共意志”和庸俗美学影响的作家之一；莫怀戚对所谓的“集体经验”和“豪迈写作”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批判意志。尤其是近20年来，他所有的写作努力和叙事策略，都是为了能有效地摆脱庸俗社会学和美学的控制，摆脱陈旧叙事逻辑的干扰——这就是他所谓的“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的真切含义。
莫怀戚在谈到他自己对重庆的特殊意义时，是这样说的：“我生长在重庆，半个世纪了。我很热爱这块粗糙的地方，我知道它有许多不同于京津沪蓉的生动而又深刻的东西。重庆有独特而撼人心魂的历史，有足以产生文学巨著的人文厚度。我相信我能找到文学的突破口，这种预感已经来到。”[16]本土评论家蓝锡麟先生特别指出：重庆性格之于莫怀戚的特殊意义：“文如其人，从来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做到的，但莫怀戚真正做到了——他对现实社会主流状态仿佛意兴冷漠，甚至表现得有些玩世不恭，但骨子里却相当关注当世人们的生存趋向，刻意追求人生的自由自在。特别是这种追求还烙印着小说家本人的个性特征：追求怡情、通脱放任”；当然，这样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并非作家莫怀戚一人所特有和专享。重庆这座码头城市的男男女女从来都在追求和享受个人生活的自由自在。无论世事如何嬗变，都不容许这种自由天性随风逝去”[17]。因此可以看出，莫怀戚为人为文的特异文化品格，始终是与重庆地域文化品格的奇异性形成了一种同构互生、相得益彰的关系。
莫怀戚30多年来的文学追寻都是为了求证：“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因此，他不仅在庸俗社会学和美学面前保持了一个自由写作者应有的尊严和叙事立场，而且在大众面前同样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和现代公民应有的尊严和叙事品格。这在市声喧嚣、物欲横流的当下，是非常难得的文学品质和人文风度。
毫无疑问，当代优秀的小说家莫怀戚先生，他不仅属于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重庆，而且也属于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中国。
[1]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 《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文艺报》2000年8月1日。
[3] 蓝锡麟：《后袍哥时代的袍哥咏叹调》，《红岩》2008年第6期。
[4]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5] 参见《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
[6] 同上。
[7] 胡德培：《推理小说的新品种》，《大律师现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 《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
[9] 同上。
[10]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11] 同上。
[12] 同上。
[13] 白烨：《社会心理的探索者》，《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4] 《重庆性格和码头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5] 王兆胜：《裸心逸笔涂抹潇洒人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6] 莫怀戚：《写作让我愉快》，《文艺报》2000年8月1日。
[17] 蓝锡麟：《后袍哥时代的袍哥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