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演进
（一）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称谓源于“中华”一词。“中华”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一般认为它源出于“中国诸华”，见于汉代人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其意为：“中国各族圣人的后代。”其后，随着各边疆民族不断入主中原，与汉族相互凝聚，中原文化为中国各民族所倾慕，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中华”成为中原文化的代名词。至7—10世纪的唐王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盛唐文化，在这种前提下和前人对“中华”认识的基础上，“中华”一词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当时，作为载录唐王朝律法的《唐律疏议》就对“中华”一词有十分清楚的解释：“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其中的“中华者，中国也”明确指出“中华”是针对“中国”境内的民族而言的。其下所谓则是对“中华”一词作的进一步解释，即在“中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只要接受“中国”王朝的统治、典章制度、礼仪风俗，“自属中国”都称为“中华”。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者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4]换言之，“中华”在此之前虽然曾经被用来专指华夏族或汉族，但至唐王朝时期其含义已经超出了民族，乃至人种的界限，被用来指称活动在中国境内，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相类的众多民族，虽然更多的是被用来指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已经有了多民族的含义。
“民族”一词在中国出现得较晚，至近代才出现“民族”这一称呼。在中国古籍中，虽然用“民”“族”来指称中国古代民族的现象早已有之，但并没有出现“民族”这一专有名词，用于指称民族的还有人、种、族类、种人等众多的概念，1903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把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解释到中国后，“民族”一词才在我国被广泛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由此而开始出现。
“中华民族”一词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大前提下出现的，在其出现之时即是一个包括众多民族在内的称呼。一方面，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华民族作为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各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命运休戚与共，“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谋求中国的解放与强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激励中国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信念被提了出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这一科学的民族称谓也得以确立。梁启超在解释“中华民族”的含义时说：“凡一遇他族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5]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相对外国民族而言的，其含义与“中国人”等同，是指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当代的民族，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在中国境内活动而现在已经消亡了的民族。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为学者们所认同，最早撰著《中国民族史》的吕思勉、林惠祥等都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来指称中国的各民族。“中华民族”的这一含义不仅是大众或学者们的认识，也是官方的看法。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在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曾经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里的“民族”即是指“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诸族”则是指当时中华民国承认的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继承了前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看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6]其所用“中华民族”一词就是指中国的各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代名词，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被固定下来，不仅成为官方的用语，而且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所接受。
在普遍采用“中华民族”一词来指称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同时，“炎黄子孙”也是被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从一些人甚至大众媒体对“炎黄子孙”一词的使用情况看，“炎黄子孙”甚至成了“中华民族”或“中国人”的代名词。尽管“炎黄子孙”一词的使用，其本意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包括在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同一血统的一家人，这一提法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无疑有着一定作用，但是，人们在使用“炎黄子孙”时忽略了这一称呼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第一，“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是分属不同性质的称呼。“炎黄子孙”源于中国历史上两个传说中的人物——炎帝、黄帝，因为他们是传说中中国的创始者，所以人们用“炎黄子孙”来表示自己是他们的后代，其义含有血缘的因素在内。而“中华民族”则没有血缘的因素在内，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国外民族而产生的以中国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国人”的代名词，更多的是具有文化、地理上的特色。
第二，“炎黄子孙”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中国各民族的起源。炎帝、黄帝，据传说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两位部落首领，而且是中国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祖先。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史书都将皇位的创始归结于炎黄，所以众多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顺利地夺取全国政权，标榜自己是炎黄的后代，是皇位名正言顺的继承者，企图以此来博取人们的支持。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炎黄子孙”就成了地位尊贵的象征，人们也多以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为荣。可是，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如果将历史长河中消失的民族也包括在内，那么总数还会更多。关于在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或目前仍然存在的这些民族的起源，大量的史书记载和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已经证明多数和炎黄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诸如在先秦时期活动在中国境内的众多民族被按照分布地域分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华夏等不同的民族，当时只是华夏族和炎黄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其他众多民族虽然史书记载也多把他们和炎黄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法已经不为学者们所采纳，并为考古学的发现所证实。以属于北狄的匈奴来讲，虽然司马迁的《史记》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认为匈奴和炎黄或华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证明匈奴和华夏或后来的汉族在人种特征、风俗习惯、经济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能是源于同一祖先。至于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我们更是难以找到他们和炎黄的渊源关系，也不可能找到有关证据，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地理单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民族是如此，现代的民族更是如此。中国目前的56个民族是在古代众多民族相互之间，甚至是和古代中国疆域外的一些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诸如南方的众多民族是在百越民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方的众多民族则是在匈奴、突厥、东胡等古代民族基础上形成的；西部，尤其是新疆的一些民族则具有欧洲人的体质特征。唯一能够和炎黄存在血缘关系的汉族也已经经过了和其他民族，诸如匈奴、鲜卑等民族的几次大的融合，其中也难说他们中还有多少炎黄的血统。因而，无论是从古代，还是从现代来讲，“炎黄子孙”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众多民族。
第三，“炎黄子孙”也不能正确反映汉族的起源。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是中原人在通过和周围其他民族的交往中由他称变成自称的。汉族的名称虽然不会早于汉代，但是汉民族的共同体却是在这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了。关于汉族的形成，传统的看法是：传说中的炎黄部落—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汉族。据《史记》记载，黄帝在打败炎帝后，联合炎帝部落打败了蚩尤部落，从而形成了华夏族的核心。至传说中的禹时，“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地区，被后人称为“九州”，奠定了华夏族形成发展的基础。继夏之后出现的是商朝，商人兴起于东方，属于东夷，初臣属于夏，后取代了夏的统治地位，统治区域在夏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扩大。继起的周人，兴起于西戎之地，初臣属于商，后灭商统一中原，地域又进一步扩大。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乱，诸侯并立，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原的分裂局面才得以结束。秦的统一不仅仅是疆域的统一，也包含着文化的交融和统一，分布于中原各地的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诸侯国民，如楚人、齐人、鲁人等都统一在秦人之中。秦王朝时期的这种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融合在汉王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结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而且这一共同体也随着汉王朝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向四方发展，将更多的边疆民族融合到这一共同体之中，汉人这一称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之后又为“汉族”所取代。因而，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断融合的历史，炎黄只是其来源的一部分。
目前，“中华民族”一词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而且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和世界民族的交往中，一些中华民族成员或留居国外，或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但是无论是对居住国的民族，还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存在于许多国家的所谓“唐人街”就是他们心系祖国的象征。他们是中华民族在中国之外的延伸。
（二）中华民族的内涵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大家庭，其成员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未识别的民族人口。
中华民族虽然包括56个民族，但在人种方面却颇为单纯，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类型，只有极少数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
在56个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和汉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这些语言有80余种，分属5个语系、10个语族：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壮侗、苗瑶、藏缅3个语族。壮侗语族主要分布于广西、贵州、云南、湖南、广东等省区，3个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为壮傣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为侗水语支；黎语为黎语支。苗瑶语族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等省区，分为苗语、布努语、畲语组成的苗语支；瑶语构成的瑶语支。藏缅语族主要分布于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湖南等省区，分为彝语、傈僳语、纳西语、拉祜语、哈尼语等组成的彝语支，藏语、门巴语组成的藏语支，景颇语组成景颇语支，缅语、载瓦语、阿昌语组成的缅语支，以及属于这一语族，但尚未确定语支的羌语、普米语、白语、基诺语、独龙语、怒语、土家语、珞巴语、僜语等。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主要分布于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包括维吾尔语、撒拉语、乌孜别克语、哈萨克语、塔塔尔语等组成的西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裕固语组成的东匈语支。蒙古语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有蒙古、达斡尔、东乡、土族、保安、恩格尔六种语言。通古斯—满语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省区，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组成的通古斯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组成的满语支，朝鲜语也属于这一语族。此外，还有属于南亚语系的佤语、崩龙语、布朗语，属于南岛语系的高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俄罗斯语、塔吉克语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1990年人口已经达到113051万人，其中汉族人口最多，为103918万人，占全部人口的92%，分布在全国各地。人口超过百万的民族有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等。人口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有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人口在10万以下的有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德昂族、裕固族、保安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等。中华民族的56个成员，除汉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外，其他55个少数民族多有自己的主要分布地区：
满族主要聚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省区也有分布。
朝鲜族主要聚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而以吉林为多。
赫哲族主要聚居于东北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也是蒙古族的聚居区。
达斡尔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也有分布。
鄂温克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等地，黑龙江、新疆等省区也有分布。
鄂伦春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自治旗、布特哈旗等地，黑龙江也有分布。
回族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甘肃、新疆、青海、云南、河北、山东、河南、北京等省区市，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东乡族主要聚居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等地，少部分分布于宁夏、新疆等省区。
土族主要聚居于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以及民和、大通等县。
撒拉族主要聚居于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毗邻的县，甘肃、新疆也有少数分布。
裕固族主要聚居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河西走廊中部地区。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南等地也有分布。
哈萨克族主要聚居于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木垒和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甘肃、青海等省也有分布。
柯尔克孜族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
锡伯族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等地，以及辽宁、吉林等省。
塔吉克族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等地。
乌孜别克族主要聚居于新疆伊宁、塔城等地。
俄罗斯族主要聚居于新疆塔城、伊宁、阿勒泰等地。
塔塔尔族主要聚居于新疆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
藏族主要聚居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而以西藏自治区为主。
门巴族主要聚居于西藏门隅地区。
珞巴族主要聚居于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的珞渝地区。
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
彝族主要聚居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
白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大理等地。
哈尼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等地。
傣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
傈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西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
佤族主要聚居于云南沧源、西盟等地。
拉祜族主要聚居于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思茅、临沧等地。
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西北部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等地。
景颇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德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
布朗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等地。
阿昌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德宏等地。
普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兰坪、丽江等地。
怒族主要聚居于云南怒江傈僳自治州等地。
德昂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德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
独龙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基诺族主要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地区。
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云南、湖南等省。
布依族主要聚居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
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黎平、榕江等地，广西也有分布。
水族主要聚居于贵州黔南、黔东南等地，广西也有少部分。
仡佬族主要聚居于贵州仁怀、黔西等地，广西、云南也有少部分。
壮族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贵州等省区。
瑶族主要聚居于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
仫佬族主要聚居于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等地。
毛南族主要聚居于广西北部的环江、河池等地。
京族主要聚居于广西防城港市。
土家族主要聚居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
黎族主要聚居于广东、海南省等。
畲族主要聚居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区。
高山族主要聚居于台湾省。
以上是55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概况，其特点是分布广泛，占全国面积的50%—60%；多聚居于中国边疆地区，处于边防要冲；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料基地。
中华民族的成员在国外也有广泛分布。华人移居海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是大规模地移居海外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而且是作为劳工开始背井离乡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人大约有2500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亚洲，有2100多万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人数最多；其次是美洲，约有200万人；欧洲约有65万人；大洋洲有20多万人；非洲有近10万人。海外的华人华侨长期留居国外，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华族，并且为了适应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语言、风俗习惯、文化等许多方面与祖国的华人相比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许多国家，华人因为有着共同的族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民族归属感，使华人在所在国多聚族而居，形成了“唐人街”“华侨村”等。他们在与所在国的民族一起为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仍然心系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一个分支。
（三）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
中华民族的称号虽然是在近代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中才出现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了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民族的血统而形成了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出现就对其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或和或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互相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的时期。
1.周以前——华夏族形成
中华民族形成于亚洲的东部。这里西有帕米尔高原，北有蒙古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东和东南是海，中间广布着平原、草原、山地、江河大川，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经济形态，且有较强互补性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据考古资料显示，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至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了三四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7]分属于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北京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等。这些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分布广泛，不仅说明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也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单一的。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华大地上仍然保持着多元文化的分布特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发现了七千余处新石器遗址，分属于河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燕辽地区的印纹陶文化、红山文化，北方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等等。这些考古文化不仅表现出多元的文化特色，而且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相互渗透甚至替代的现象，反映出创造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人类已经有了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考古文化所反映的这种状况在中国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中得到了印证。当时活动在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确实发生了相互间的兼并战争，最终黄帝统一了各部，为华夏族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和地理基础。
传说中禹的儿子启在黄河中游地区建立了夏朝，华夏族进入了形成时期。夏商周时期是华夏族的形成时期，先是在黄帝部落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的夏朝；后夏朝为兴起于东夷的商人所灭，商人进入黄河流域建立商朝，商人也就与夏人融合在一起；商朝后期，兴起于西戎之地的周人又灭掉了商朝建立周朝，史称西周，夏人、商人、周人成为统一的周朝统治下的子民，华夏之称开始出现。华夏首见于《左传》所载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是指西周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也就是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
2.春秋战国至秦汉——汉族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势衰，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风起云涌，形成了齐、燕、魏、赵、韩、秦、楚七国并立的局面，因为战争，华夏族与周围各族开始了兼并和交融。首先是自称为“夷狄”并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楚人、秦人开始争夺中原的霸主地位；其次是要求统一的呼声逐渐高涨，主要表现就是出现了自黄帝至周一脉相承的王位继承系统，即出现了夏商周三朝，以及被排除在华夏族之外的楚、秦的祖先都是黄帝后裔的学说，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凝聚提供了理论基础。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中原大地出现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广东、广西沿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8]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秦朝的出现，首先是巩固了华夏族的融合，其主要表现是疆域的空前统一，实行了统一的郡县管理体制；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以三公九卿为中枢的中央统治机构；实行了一系列力求整齐划一的政策措施，诸如“焚书坑儒”，统一人们的思想；“书同文”，统一语言文字；“车同轨”，以利于各地的联系和交往；统一度量衡、货币，以利于贸易往来；统一典章制度，以巩固在全国的统治，等等。秦朝的这些政策措施虽然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的，但同时也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凝聚、华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华夏族基础上，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开始出现了，它就是秦人。
秦人最初是指作为诸侯国之一的秦国人，他们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后融合其他民族在周的故地建立了秦国，经商鞅变法而称雄于各诸侯国，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原各诸侯国的统一战争，秦国统一中原后，秦人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为整个中原地区，成为汉族的前身。翦伯赞先生说：“战国末叶，新兴的秦族，正如一条波澜壮阔的洪流，自中国的西北，滚滚而东，泛滥于中原。他冲决了中原诸国之封建地方区划的堤防，打通了一切阻碍经济文化和血统交流的障壁，使中原诸文化种族，在他的冲刷与激荡之中，融化混合而凝结为一个整个的种族，即后来的汉族。”[9]经过秦朝短暂的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汉代，自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汉朝，至公元220年东汉王朝灭亡，两汉王朝统治中国四个多世纪，中原各族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已经牢固混为一体，汉族这一称号也随之成为当时流行的指称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在汉族出现的同时，边疆地区的民族，即所谓“四夷”也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凝结成一个个新的族体，诸如匈奴、乌桓、鲜卑、古朝鲜、夫余、高句丽、沃沮、氐、羌、西域诸国以及百越、西南夷、蛮等系统的各个部族先后称雄于不同地区，使中华文化仍然呈现出多元的特点。这些民族或被纳入秦汉王朝的郡县体制之下，或称臣纳贡于秦汉王朝，或雄踞一方，为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凝聚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北方，匈奴完成了对蒙古高原各民族的统一，出现了与秦汉王朝相对峙的匈奴政权。匈奴是殷周鬼方、猃狁的后裔，战国时期活动在燕、赵、秦三国之北，常与三国发生争战，三国筑长城以拒之。秦朝建立后，秦将蒙恬将匈奴逐出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秦汉之交，匈奴冒顿单于乘中原内乱，东并东胡，西破月氏，南降楼烦、白羊，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等，势力大增。西汉时期，又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诸族，控制着长城以北，西起西域，东到东胡，所属乌桓、鲜卑的广大地区，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
秦汉王朝对中原，包括百越、西南夷等地区的统一，匈奴对北方诸族，包括东北、西域诸族的统一，这南北两大区域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出现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基础。秦汉王朝的统一主要是对中原，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耕区的统一，而匈奴的统一则是对北方草原的统一，而且这一区域连接着有氐羌、西域诸族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以及今新疆、中亚等地区。这两大不同的区域统一完成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发生冲突的区域文明。一方面，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其表现之一就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所具有强烈的依赖倾向，使两大区域文明紧密连在一起。中原地区是以传统的农耕为主，中原农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粟和稻在新石器遗址中的发现和传说中华夏族的祖先对水的利用就是农业文化产生的表现，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北方草原地区广布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则是牧业文化的前身，匈奴等民族依靠草原自然生长的牧草，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两大经济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农业发展，诸如耕种、运输等需要牧业所生产的牲畜及其副产品，同时军队也需要马匹等；而牧业需要得到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及纺织品、茶叶等。这种互相之间的需要往往通过互市及政权间的朝贡或互相赠予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游牧业对自然的依赖较强，不仅必须按照季节在广阔的草原上四处迁徙，而且每遇自然灾害就会带来大量的牲畜死亡，游牧民族也因此而南下进入中原农区就食，从而对中原人形成威胁，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的长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原和草原分别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之后，每当双方间的经济交流不能满足需要时草原政权就会挥师南下，通过掠夺而满足所需。匈奴的这种掠夺在给秦汉王朝带来威胁的同时，也引起了秦汉王朝的反抗，蒙恬筑长城和汉王朝对匈奴发起的长时期的军事进攻就是反抗的表现之一。秦汉王朝和匈奴间的战争，不仅促进了双方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且由此也带来了秦汉王朝，尤其是汉王朝对东北、西域等民族的统一，因为这种统一当时是作为“断匈奴的左右臂”而进行的，是彻底解除来自匈奴威胁的需要。在秦汉王朝，尤其是汉王朝的打击下，不仅东北、西域、氐羌等民族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而且匈奴也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南下进入中原，逐渐与汉族融合在一起，为汉族补充了新鲜血液。同时，秦汉王朝时期南北之间的这种军事对抗也为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各民族间的大杂居、大融合打下了基础。
3.魏晋至隋唐——民族间的大融合与大迁徙
魏晋至隋唐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始于秦汉时期的匈奴等族与汉族的融合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开创了先河。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统一的局面重新又为割据所代替，众多民族分别建立的数十个政权，或入主中原，或雄踞一隅，为争夺中原的统治权而上演了一幕幕大融合的历史画面。所谓“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即是史书对当时这种局面的描述，虽然带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民族间互相交融的实况。“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则是指以匈奴人为主建立的汉（前赵）、夏，以卢水胡为主建立的北凉，以鲜卑为主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以羯为主建立的后赵，以氐为主建立的前秦、后凉，以羌族为主建立的后秦，以賨人为主建立的成（汉），以汉人为主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等政权。而实际上当时远不止这十六国，还有鲜卑建立的西燕，丁零建立的翟魏，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后改为魏），以及吐谷浑等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分布的范围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甘肃、宁夏、四川、山东、安徽、辽宁、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之间的争斗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但也带来了民族间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大量边疆民族进入了汉族地区，中原成为民族杂居的大舞台，他们由牧业改为农业，弃胡姓而用汉姓，与汉族通婚，逐渐和汉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大量的汉族人为躲避战乱或作为俘虏北迁到边疆地区，改从牧业、胡俗，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之后，民族间的整合由自然状态变成一种政权自觉的强制性行为，其表现就是北魏拓跋鲜卑王朝迁都洛阳，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措施，使拓跋鲜卑在政治、经济、文化、语文、习俗等多方面和汉族趋同，内徙的拓跋鲜卑最终整合于汉族之中。
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割据、大杂居之后，统一的隋唐王朝的出现又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的民族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统治体制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融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加强。作为隋唐王朝统治者的杨氏和李氏本身就具有多民族的血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因而隋唐王朝，尤其是唐王朝在其统治体系中不仅任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吏，而且采取了较开明的民族统治政策以及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其结果是名义上是汉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王朝，而实际上却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政权；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地区的关中大地成为多民族文化聚集混杂的场所、多民族成员杂居之地；民族之间自主或被迫的迁徙以及边疆军屯、民屯的展开，使边疆地区也成为民族杂居之地。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民族，诸如鲜卑、羯、氐等民族消失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中，而作为一代名君的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则象征着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已经牢固地凝结为一个整体。
作为民族大融合的另一个显著成果是吐蕃也开始和中原发生了密切的交融关系。吐蕃在唐王朝初期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唐太宗在位时其赞普松赞干布遣使来唐王朝求和亲，双方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一方面，双方通过使者来往、和亲、会盟等建立了亲密和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吐蕃积极向唐王朝统治地区扩张，和唐王朝争夺吐谷浑、西域、河陇，吐蕃甚至一度攻占了唐王朝都城——长安。正是这种既有和平相处，又有武装冲突的密切关系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甚至也存在着人员方面的相互流动。吐蕃和唐王朝结成的这种紧密关系，为吐蕃融入中华民族打下了基础。
4.宋至明清——统一体的发展与巩固
宋至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发展和巩固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在隋唐时期大融合基础上又经历了两次割据和两次统一，最终在清王朝时期成为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至1279年元王朝灭南宋的370多年的时间里，先是五代十国并立，后是两宋和辽、金、西夏、蒙古的对峙，颇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分治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是辽、金、西夏、蒙古等局部统一政权形成之后，先后不断南下，控制了中原北部的汉族聚居区，成为包括大量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
916年契丹人建立了辽朝，其南部疆域包括今天津经河北霸州到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对峙前后长达210年。继起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25年灭辽，又灭北宋，先后在今北京、开封建都，其疆域向南包括了黄河以北地区，与南宋以秦岭、淮河为界，并向西扩张到今陕西、甘肃等地，与西夏接界，北抵大漠。一方面，政权中包括了大量的汉族，他们对各民族政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影响和加速了这些民族的汉化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些政权所统治的汉族地区，汉族人的“胡化”倾向也很明显。这一时期，北方各民族就是在这种相互交融之中而更加凝结在一起，而北方统一政权的长期维持为这些民族的凝结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宋辽金时期北方各民族的杂居与融合，至元王朝统一中原时，进入中原的民族，诸如契丹、奚、室韦、渤海、女真等已经被元王朝认定为汉族，“女直（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10]。
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同时，吐蕃自隋唐时期就已开始的东徙也变得更加频繁，成为北宋西北边防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在西夏政权的内部也有大量的吐蕃人，他们和当地各民族的联系日益密切。辽朝灭亡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领一部分部众向西迁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西辽，大量的契丹人也由此进入了西域地区，与西域各民族杂居共处。
在这时期，为躲避战乱，中原的汉人开始大量南徙，进入南方众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与南方的少数民族杂居共处，其足迹甚至到达了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苏轼在流放海南岛时曾说“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11]，可见徙居当地的汉族人当不在少数。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随着这些民族政权的南下或东进，以及大量非汉族人，尤其是契丹、女真等民族大量进入中原，更多的中原汉族为躲避战乱向南迁徙，而宋王朝的南移更促进了汉族的大量南徙，大量汉族人进入长江以南地区，为汉族和南方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条件。
宋辽金时期各民族的迁徙与流动可以说波及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这是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的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其结果是中国各民族又重新呈现出新的民族大杂居状态，为元王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打下了基础。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兴起于蒙古草原，并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开始了统一北方草原、进而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蒙古先后征服了畏兀儿与哈剌斯、西夏、金朝、吐蕃、大理，并在1279年终于灭亡了南宋，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统一的元王朝的出现，打破了五代、宋、辽、金时期的长期割据的局面，民族的大迁徙、大杂居在元初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是在元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汉族人作为俘虏被迁徙到了漠北地区；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离开故土迁徙到中原各地戍守，甚至在边远的云南等地都有所谓“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等；元王朝对反叛的民族采取了“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的政策，也造成了蒙古、女真等大量人员南徙以及南方汉族人北徙。此外，蒙古、色目官员多在出仕的同时带领大量的随从人员前往各地，以及统一局面形成后商业的发达等原因，更加促进了广泛的民族大杂居局面的形成。
元王朝统一全国后，这种民族大杂居的状态得以固定下来，由征服带来的民族间的仇视也逐渐为民族间日益加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所取代。在元王朝采取的一系列统治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形态向农业转化，文化习俗也渐趋一致。元王朝将全国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除第一等蒙古是一个民族之外，其他三等都不是按照民族来区分的，如色目包括来自天山南北及葱岭以西畏兀儿、阿拉伯人、钦察、康里等西域的各民族及唐兀人、汪古人；汉人则包括北方的汉人及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则是指除四川人之外的南宋王朝统治下的民族。这种等级划分，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各等级中的各民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另一方面，这一划分又迫使同一等级内的民族由于政治待遇相同而日益凝聚在一起，加速了他们之间的融合步伐。至元王朝灭亡后，一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诸如契丹、渤海等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见诸史书记载，他们已经和汉族人融为一体了。
另一个民族融合的成果是回回民族的出现，它是在第二等级色目人之间的不断融合中产生的。出于统一全国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将大量西域中亚一带征服的波斯、阿拉伯人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带入了内地，或编入军队，或充当工匠、医生等，人数颇为可观。由于这些人多是只身进入中原，不少人通过联姻与其他民族具有了姻亲关系，同时由于他们政治待遇相同、宗教信仰相同，最终在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种民族成分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开始以“回回”为名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新的成员。在其他等级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蒙古人由于统治的需要，被派往全国各地，或为官，或戍守，经过与当地民族，尤其是与汉族的长期共处，经济生活渐趋一致，风俗习惯日益趋同，并由于民族间的联姻，在血统上也有了交融，至明朝时期他们多已经与“华人无异”了。[12]就这样，大量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合为一体，为汉族补充了新鲜血液，使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而大量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则在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的过程中也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补充了养分。
明朝建立后，其疆域虽然远远小于元王朝的疆域，如岭北、西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在蒙古各部统治之下，对吐蕃地区的统治也远不如元王朝时期那么牢固，东北地区明朝只控制着辽东的部分地区，大多数地区在女真各部的控制之下，但是各民族在元王朝时期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并没有削弱。其表现主要是除北方及西部的一些民族外，其他民族多在明朝的统治之下；由于现实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及历史的渊源关系，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向心力表现更为突出；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蒙古、畏兀儿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蒙古与吐蕃以藏传佛教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密切关系，明末女真与蒙古的联盟关系等，基本上把明朝统治之外的边疆地区大部分民族有机地连为一个整体。在明朝统治的地区，尤其是中原，明朝采取了民族同化政策，规定进入中原的蒙古、色目等必须加快与汉族融为一体的步伐，而留居明朝边疆地区的蒙古、色目改汉姓、穿汉服，这使本已和中原汉族日益融合的蒙古、色目等加快了与汉族融为一体的步伐，而留居明朝边疆地区的蒙古、色目等也与当地民族逐渐融合，元王朝时期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带来的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下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就是在清朝完成的。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后金，1636年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利用明朝起义军攻占北京的机会攻入北京，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至1683年灭台湾的郑氏政权，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是明朝不完全统一的继续和发展，清朝统一全国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断绝与中原的密切联系，而是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此外，清朝在典章制度、统治体制、疆域等多方面都是在以前各王朝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因而可以说清朝时期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是自夏以来历代王朝致力于统一的结果。
清朝时期，今天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6个民族已经基本形成，分布地域也基本确定下来，而且在大统一的局面下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联系也空前紧密。不过，今天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6个民族成员虽然在清朝时期已经确立，但各民族在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相互间的融合仍然存在着，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融合。在清朝入关之前，满洲八旗中就有不少汉族人存在，他们在为清朝统一中国的争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满族文化的熏陶，并通过联姻而逐渐与满族人融为一体。但是，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满族人也和蒙古人一样由于统治的需要而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开始了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杂居共处，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满族所面临被融合的威胁，因而一直强调所谓“满洲为国家之根本”“国语骑射”是满族的根本，以及实行“旗民有别”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止满族与汉族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在清朝前期就开始了。康熙时期已有满族官吏不能说满语，乾隆时期许多满族人不仅已经放弃了“骑射”这一传统技能，而且衣汉服、从汉俗的现象大量出现。就这样，满族与汉族在长期的杂居共处、联姻婚娶过程中，无论是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都趋一致，为满族与汉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至清朝末期，满族与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差别，当时北京满族人流行的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就是这种趋同的反映。
5.近代至现代——反对外侮中显示整体性
正当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现代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对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和侵略，中华民族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的目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侵略，同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斗争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清朝统治者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斗争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不做亡国奴，保家卫国，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到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两广、台湾以及沿海各地，各民族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称谓开始出现，并日益深入人心，鼓舞着各民族人民团结对外、抵御外侮。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从沿海和边疆地区开始的。这些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多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区，所以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边疆少数民族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汉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且人口众多，理所当然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坚力量。此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强化了对各民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这一现实又促使各民族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要团结一致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更使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无一不是各民族团结反抗的结果。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汉、壮、瑶等民族共同举行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不少首领就是少数民族，如萧朝贵、石达开等出身壮族。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爆发的苗族张秀眉领导的起义，包括了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汉族等众多民族；回族杜文秀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由回族、汉族等民族联合发动的；彝族李文学领导的起义则有彝族、汉族、回族、傈僳族、傣族、白族、哈尼族等众多民族参加；等等。在边疆地区反侵略斗争中，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略都无一例外地要遭到边疆各民族人民的联合反抗。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侵占中国边疆各民族的目的，利用一切机会挑拨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但其阴谋往往在各民族人民数千年来结成的血肉关系面前难以得逞。1871年，沙俄侵入伊犁地区，当时即遭到了当地各民族人民的联合反抗，史载“所有满、绿（指汉族人）、索伦（鄂温克人）、锡伯、察哈尔（蒙古之一部）、额鲁特（蒙古之一部）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今新疆精河县）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13]，即反映了边疆各民族人民联合抵御外侮的精神。英帝国主义对云南、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侵略，沙俄帝国主义对内外蒙古的侵略及策动的分裂活动等，都遭到了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中国各民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中国各民族数千年来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国各民族已经结成了牢固的血肉关系，中华民族的称号也就应运而生了。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如果说这里尚没有明确突出“中华民族”这一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呼，那么在1913年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的王公联合反对外蒙古“独立”的通电中“中华民族”一词则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14]这不仅说明了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华民族，而且这一称呼也得到了少数民族的认可。
6.当代——中华民族大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号被提出后，对于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巴黎和会，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在此次和会上遭到英、法、美、日、意等国的继续瓜分，从而点燃了中国各民族爱国斗争的烈火。同年5月4日，北京首先爆发了由各民族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代表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主张少数民族一律平等，自此以后，中华民族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而把全国各民族人民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从白山黑水到椰林丛中，从茫茫草原到绿色青纱帐，到处都有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抗日队伍，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各民族又一次紧紧地团结在一起。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而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掀起了一场反对内战、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民族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终于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阶级社会的剥削压迫关系，发展成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保证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根据各民族发展的需要，充分照顾各民族发展的特点，领导他们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封建制、奴隶制以及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和落后习俗被废除，使他们摆脱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同时，党和国家大力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提高他们物质和文化水平，并逐步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经过数十年努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多种原因与汉族地区的发展仍然存在差距，但这是发展中的差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民族间的流动。现在的中国几乎已经不存在单一民族聚居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在不断缩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分布地域的所有方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简要回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数次由多元到统一的过程，而且每一次重新统一都是在前一次统一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统一。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多元中的本土特点。
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但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形成具有多元本土的特点。
第二，民族与国家的同步发展。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多次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但中国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发展却从未间断。其中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她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同时，中国多民族国家也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同步形成和发展，而且自夏商周到清朝其间虽然有过分裂，有着众多民族建立的不同的政权，但是这些政权只要是大的统一政权，后继者就会承认它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延续。如五代各朝、宋辽金等，后来的各王朝都是把它们作为中原王朝的延续，不仅承认它们的地位，而且为它们修有专史。中国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
第三，反抗外侮中民族精神的升华。
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的不断融合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共同的家园，因而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瓜分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中华民族这一称号成为激励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强大力量。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抗击之下，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愿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而中华民族却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结成了更为牢固的整体。
（四）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不仅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有些发明创造对人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流布于中国各地，尤其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说明在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出了先进的农业文化，为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明首先形成于中原地区，之后在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创造下，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中华民族是最早创造农业文明的民族。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众多的新石器遗址中，不少遗址都发现有粟、稷、稻等农作物以及蔬菜的种子，说明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将野生植物进行人工栽培。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技术也很快有了发展。至汉王朝时期，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三犁共一牛”的牛耕技术得到推广；“穿渠引水”“掘堰储水”“凿井取水”“筑堤节水”等水利工程不断出现；已经根据土壤物质的含量将土壤分为九等，并掌握了多种施肥技术；在播种农作物的种类等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清朝前期，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
中国的手工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创造了灿烂的青铜器文明，秦王朝时期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铁业，铁器开始取代青铜器，并是烧陶制砖、烧制瓷器、酿酒制醋、熬油造漆、纺织印染、造纸印刷、制造火药等生产技术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中华民族很早就发明了历法。除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大明历、十二气历、统天历、授时历、时宪历、天历等外，少数民族也发明了傣历、藏历等。与历法有关的天文学知识方面，中国有最早和最完整的关于日食、月食、恒星、彗星、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以及最早使用浑天仪、多环仪、方位仪等天文仪器和地动仪等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最早发明了十进位计数法，很早就提出了勾股定理，并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七位数字。很早就有完备的医学方面的发明，并形成了与西方医学相对应的“中医”“藏医”等。在哲学方面，很早就根据对天文、地理的观察，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在世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的孔子、老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有着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等等。总之，中华民族在农学、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医学、人文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突出的成就，直至近代之前一直在世界上保持着领先地位。
2.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将来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概括地讲，中华民族的这些文化传统包括以下方面。
（1）团结统一的传统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是由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自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形成以后，华夏族作为一个凝聚周围各民族的核心，把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至秦王朝建立，中华大地终于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的各民族人民就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创造着灿烂的中华文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互补性极强的各种经济形态、悠久的中华文化、民族融合造成的血肉关系，成为维系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将团结统一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中。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分裂，民族间也有过流血冲突，但每一次分裂和冲突都是为下一次团结统一创造牢固的基础，团结统一是中国各民族关系史中的主流，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可靠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不仅不断发展，而且经受住了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
（2）独立自主的传统
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传统。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优秀文化，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近代，由于清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华民族的发展落在其他民族后面，从而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迫，甚至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独立自主的民族传统却激励着中华民族去抗争，经过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华民族终于又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传统有着坚不可摧的力量。
（3）爱好和平的传统
“国泰民安”一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的目标，反映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之间虽然经常有武装冲突，但很少有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掠夺的现象。相反，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却是屡屡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辱，即使这样，中华民族的反抗也没有超出“自卫”的限度，去瓜分或占领其他国家。正是有着爱好和平的传统，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4）自强不息的传统
在同自然界抗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养成了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激励着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延续千年不断的中华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自强不息的传统激励着中华民族进行了百年的抗争，一代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终于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在今天，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华民族摆脱贫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相信，自强不息的精神还会激励着中华民族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3.对世界的贡献
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曾经对人类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多方面促进了世界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很早就和今天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上的民族有了来往，这些民族在唐王朝时期曾经派遣“遣唐使”以及入太学学习的官吏、子弟，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典章制度、语言文化通过他们传播到了这些地区。新罗人在当时自喻“小中华”，以及后来源于汉字的朝鲜文字、日本文字的出现等就是中华民族对这些民族产生影响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华民族、中亚、欧洲的诸多民族，而且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华民族与东南亚、中东甚至非洲的诸多民族。中华民族创造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优秀的民族文化就是通过这些路线传播到了世界。代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精髓的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对外传播就曾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养蚕技术的西传改善了中亚、欧洲一些民族的生活质量；先进的农耕技术，如犁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取代了欧洲的老式犁，欧洲人在16世纪还根据中国耧的文字描述仿造出了条播机，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对人类发展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文明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