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一）发展大势
有着广袤疆土和众多国民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而曲折，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而这个核心位置并不固定于一地（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当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权因内部原因（如政权腐败、政治分裂、经济崩溃等）或因外部原因（如处理不好内外关系、外敌入侵等）或因内外交困而垮台时，就会有一个新生的、较有生气的政权接替前者，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王朝兴衰交替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割据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割据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中心的代表，而且努力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时间或长或短，过程或顺利或曲折），最终一个更大范围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就诞生了。到了清代，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进入近代，外来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同时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在日益恶化，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危机四起后，中国人开始寻求新的富国强邦之路的历程。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发展起来。
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基础，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也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者是到当代为止的归宿：其一，原为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分；其二，曾是域外或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我国域外之地。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趋势，那么结论只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历史特点
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流长的特点。辨析中国边疆的历史特点，对于加深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作简要的概述，中国边疆至少包括以下特点：
1.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在这一大前提条件下，中国边疆不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最悠久的发展史，而且其发展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国古代文明最早是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大方向上（包括东北、西北和西南）存在着游牧民族和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的农业民族，扩大了的中原地区构成发展中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之中心地区，其外则是广阔的边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不断（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辖治或战争），中国边疆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曲折发展。在面临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即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演进的，即使是来势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中国边疆问题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再兴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
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领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袤。从东北到西南，陆地边疆地区面积即超过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十分辽阔的海疆。中国各边疆地区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条件方面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讲分散，从全国角度看边疆分散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讲统一，既有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有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的演进。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边疆地区，地处东北亚一隅，东有海，西有大兴安岭山脉，北至东北、西北部高寒地区，南则与华北地区相接。该地区有漫长的地区社会发展史，时常与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东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原地区政权对该地区的辖治有着时进、时退的变迁，当契丹、女真（及后来的满洲）在该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后，该地区作为中国辽阔边疆一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北部边疆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地区，这里地势开阔，适于牧业发展，但也时遇恶劣气候造成天灾。该地区的经济以游牧为主，社会发展波动性较强，居民流动性亦强。该地区自古就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战争、和亲、经贸人员交往及移民潮都是连接纽带。当蒙古族在这一地区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后，该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的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发展也有多方面的联系。
西北边疆地区，地域广袤，间有高山、荒漠分隔，这里交通路线漫长而崎岖，但又是东亚至中亚及南亚、西亚、欧洲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这就导致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局面，但各地区分散发展基础上的统一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
西部边疆地区，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区，高山大川的阻隔延迟了该地区统一发展的进程，但自吐蕃在此兴起以后，该地区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日益加深的多方面的双向交流最终导致这里成为中国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边疆地区，热带亚热带高原、平坝地形更加复杂，自然环境也更为小规模人群提供小范围的生存空间，这里的居民有着漫长的相对与外世隔绝的发展进程，但是缓慢却坚实，少有反复的统一发展历程则代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继实现地区性统一的南诏、大理兴起之后，统一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已稳定地融于中国发展历程之中。南部沿海及海岛（主要有台湾岛和海南岛）地区，也有着边疆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和逐步融于全国性发展进程的历史发展历程。
3.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被确认的民族有56个，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进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与中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主线的发展史）基础上的融合发展是构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居住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边疆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族有着十分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史，而汉族得以以现代如此强大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
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主源，但华夏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与蛮、夷、戎、狄诸族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在古代中国成为传统的“夷夏观”并不是唯种族血缘论，文化的标准在辨华夷时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秦汉的统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汉民族自形成后保持了不间断的自立发展史，并大量融合了其他民族人口，同时融于周边其他民族的汉族人口也有相当数量，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双向融合现象，进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一般来说，中国其他民族的自立发展和民族融合往往曲折和复杂些。史料的缺乏妨碍了后人对少数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古代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道路也是十分多样化的。一些民族流动性大，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程度和规模也大，不少曾显赫一时的民族其自立发展史未能长期延续；一些民族则很少迁徙，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也少，社会发展缓慢而延续。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属于前一种类型，而众多热带、亚热带丛林农耕民族往往属于后一种类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中国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民族现象也很普遍，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形成一个民族跨界而居的历史是复杂的，但在我国，许多跨界民族是在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跨界民族现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4.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类矛盾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制约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辨析这些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提。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不同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运动又有其特殊性。辨析这些边疆特殊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发展现象的关键。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往往体现为上述各类矛盾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多重矛盾的叠加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对辨析矛盾线索脉络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都增加了难度。
[1]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按：毛传：“中国，京师也。”
[2]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修订版（合订本），第1683页。
[3]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4] 《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
[5] 《饮冰室文集》，第11册。
[6]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6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9]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0]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268页。
[11] 《韶州府志·轶文志》，道光年间刻本。
[12]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
[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四，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
[14] 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