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对象的确定

金代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当中，然而，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在现在各师范院校通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中，有关金代文学部分仍然只是属于宋代文学当中的一节来叙述。而导致对金代文学认识上存在偏差的原因，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由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和金代并存的南宋政权往往被认为是延续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金代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权往往被认为是分裂的势力，有学者甚至认为是割据政权，从而被踢出了学术关注的视野。除了文学史论著之外，其他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当中，皆没有给予金代政治制度、家族制度和谱牒制度等应有的关注。

其次，长久形成的重南轻北观念的局限。和中原农耕文化相对照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历来被认为是落后野蛮的文化形态。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学术处于鼎盛时期，而同时存在于北方的辽金政权统治下的文化学术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第三，原始材料的匮乏单薄，导致对金代文学整体成就认识存在偏差。

据有关资料记载，有金一代至少有近一百位诗人有文集流传当世。不幸的是，现在绝大多数诗人的文集早已经失传。张行简“有集三十卷传于家”[41]。今只存诗三首而已。任询“平生诗数千首，君谟殁后皆散失”[42]。今仅存七题九首。郑子聃“平生所著诗文二千余篇”[43]，今仅存诗一首。董师中当时有《燕赐边部诗》《漳川集》传世，今仅存一首诗歌。元好问曾见关中诗人岳行甫诗“百余篇”，[44]今只存两篇而已。张庭玉，“能日赋百篇”，今仅存诗一首。另如海陵年间进士、世宗朝官至户部尚书的曹望之，“有诗集三十卷”[45]，现无一首留存。这些作品大多在金末战乱中亡佚。元苏天爵指出：“金儒士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后往往不存。”[46]《中州集》卷四：“德卿初有常山集，丧乱后不复见。”即使能够在战乱中幸存下来，但在元明时也任其散失。正如黄廷鉴《金文最序》所云：“金之立国，元既相仇，明人又视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阎凤梧、康金声先生主编《全辽金诗》，收金诗12036首。除去全真道教诗歌5039首之外，非道教诗人的诗歌为6997首。所以金代诗人现存诗歌数量极为有限，无疑这是评价金代诗歌成就、确立金代诗歌地位的不利因素。

中国文学史教材都把辽金文学作为宋代文学的一个补充，用一节加以介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在第五编“宋代文学”里面，用第七章“辽金文学的发展”的篇幅，分三节介绍“辽的文学”“金诗词与元好问”“《西厢记诸宫调》”。现通行最广的袁行霈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的最新版《中国文学史》，把“辽代文学”“元好问与金代文学”作为第十二章“南宋后期和辽金的诗歌”中的两节。

第四，对金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也影响到对金代文学总体成就的客观评价。学术界由于受南北朝文化研究的影响，在研究金代文化时，也比较侧重宋、金南北两地的比较，而忽略了金代疆域内部存在的多元地域文化。金代立国前期政治文化中心，在东北上京，而在完颜亮时，迁都南京（现北京）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随之南移。金南渡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又南移至黄河流域。就金代的文化学术来说，大致呈现出由北向南的空间变化，其成就也由小到大。从多元、动态、发展的研究视角对于研究金代文学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家族与文学研究起步较晚，与实力雄厚的老学科相比，学科积累相对薄弱，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势必会遇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困境。如何避免本书研究中关于家族史和文学史研究的简单嫁接，是本书值得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