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狄宝心

近日忠谦兄告知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欣然应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早在20世纪末就与忠谦兄结交，对这位雁北大汉忠厚踏实的品格十分喜欢；二是因早已看过其阶段性成果——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出版的专著《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及论文《科举文化视野下的金代家族与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等，对其在金代文学研究领域持之以恒、盈科后进的学术取向及勤奋扎实的学人品行有深入的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六“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人品决定诗品之逻辑推理的合理性曾遭质疑，就学术言，学人品行决定其学术表现的合理成分则更多。我对金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看得较多，往往能看出作者的品性来。如有的文章所引资料不出前人范围，甚而直接转引，承续其误；所持观点或组合前人而成，或在文字层面改头换面，大同小异。由此我断定其人属不肯吃苦爱耍小聪明者，就敬而远之，不愿深交。做学问者大致可分两类，老实人靠勤奋重资料的挖掘，睿智者重理论，往往整合前者成果进而提炼升华。当然这两者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各有侧重，以资料为重者亦需从广阔的背景中发现其价值，再从理论的高度提炼学术命题。忠谦兄做学问应属此类，这从本书的选题布局及论证推理中即可得到印证。

就选题言，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注重创作主体的生成环境考察，从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多种角度研究其对作者的决定性影响。在家族文化与作家作品之内在联系的研究方面，汉、晋、唐、宋的成果较多，金代则仅有两三篇论文涉及，系统深入研究的论著尚未见。忠谦兄站在学术前沿，勇于借鉴有关理论与实绩，为金代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新路。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向来比较薄弱，有关的现成资料不多，需要应用文献学知识，纵贯文、史、地，并突破书籍载体的局限，从碑刻文物等更广的范围搜罗。忠谦兄刻意于金代文化文学原生态的复原，从家族、民族等不同层面，借助文学、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资源，扩大视野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为学界奉献出一部视域宽广、内容丰富、证据坚实、理由充分、可喜可贺的专著。

就谋篇布局言，本书既有宏大视域下的鸟瞰整合，也有对代表性家族的审视根究，亦可谓点面结合，结构得体。初做学问时看待资料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由材料到观点，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等到在某领域日积月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便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预先设计议题，再穷尽性搜集有关资料，从史料学角度判断其可信度，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判断哪些属个例、哪些属普例，高屋建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从而做到观点鲜明，证据确凿，思路清晰，说服力强。忠谦兄业已达到这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学术境界。如总论部分在地域文化的视域中加入民族文化研究维度，梳理了金代家族的文化与文学在多民族文化融合中互动关系，力求对金代文学原生态作深入准确的把握，对金代文学产生与创作的文化环境、当下语境提供合理还原，这就需要有像考古者复原文物的能力，将碎片化的资料激活，组成有机系统，注入鲜活内容。个案研究将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命运和成就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与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考察，在逻辑上则以归纳为主。如对浑源刘氏家族文化的追踪考察，先将有关资料梳理铺排，而后归纳概括为“赋学—诗学—理学—史学”，进而推导出与金朝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同步的论断。这同样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从字里行间入木三分地看到文献载体所饱含的信息蕴量。

按项目的名称与事先的设计，本书是从金代家族的角度研究金代文学的，前者属方法层面，后者属终极目标，是重心所在。我觉得忠谦兄对后者还可以再用力一些，可以结合金代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将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在金代文学创作方面的具体体现再进一步充分的分析和论证。

感谢忠谦兄让我当第一读者，拜读中受益良多。忠谦兄正值壮年有为之际，前途无量，希望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