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向下看”意味

从属性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本土所发生的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它的发生，有和此前同类运动大体相似的动机：即为中西冲突之时中国步步失败的现实所刺痛，精英知识分子奋发图强，希冀通过某种内部的变革，改变国家积弱不振的现状，从而在民族交往日渐频繁的世界新格局中，让民族和国人不再为他人所凌辱，赢得更多生存的机会和尊严。但也存在着认知观念及其变革思路上的明显差异：此前发生的诸多运动，无论是强调“富国强兵”的军事或经济的改革，还是提倡“国会立宪”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显现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倾向：其一，更多是物质、实体层面的变革要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更为强调硬件的建设；其二，更多是仰赖权力上层——某种意义上讲，也便有更多朝臣奏请、皇帝颁布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意味。但和它们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更为注重精神或文化面向的思考，通过对于此前一系列改革失败教训的沉痛反省，几代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了社会改革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立人说”，大家开始更为关注同时也更为用力于国民的精神教育和重建工作；此外，变求助圣君贤相忠臣为期待农民工人商贩，意识到上层人物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机构无可救药的孱弱和腐朽本质之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变向上的仰望而为向下的俯瞰，注意从作为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寻找社会变革的力量。

（一）一个个案

于此一面，梁启超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之时，梁启超社会变革的思考，大体和康有为一致，意图即在于通过各种方式首先争得当朝皇帝的支持，从而将变革社会的意见，颁诏于天下，以期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得以贯彻实施。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碎于现实无情的击打：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不易撼动，皇帝的不能有所作为，周围其他大臣的临阵易帜，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终了只换得几个同僚的血溅街头，社会却依然继续衰弱着它的衰弱，腐朽着他的腐朽，并不曾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接受了来自现实的惨痛教训，在逃亡异域之后的比较反省之中，梁启超的认知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从实体的政治改革到无形的精神教育，从寄希望于皇帝到看重普通民众，他开始将自己意欲有所大作为的贤臣良相的头颅向下低垂，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在了身边普通的国民身上。他的变化突出体现于他的“新民”思想，通过将中国和西方现代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他不仅意识到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存有着的高度一体的依赖关系，以为“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而且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3]。他的“新民”思想的实质，因此也就在于通过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改变和革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培养自由、独立、有权力、守义务、讲公德的新国民，借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为此，他不惜四处奔走，做倡导“新民”思想的演讲，办宣传“新民”的报纸，进行小说界和散文界革命，创建了其流布极广且影响甚为深刻的“新民体”文学写作。

梁启超的变化体现出的是其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普遍变化，翻译介绍西方诸般阐释民主、自由、独立、人道思想的文化学说，参与各种书籍的出版和报纸刊物的编辑事务，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立私立的学校教育，大胆著书立说或进行社会批判，在从近代到现代的急剧历史变动过程之中，梁启超等为数不多的开明知识分子所逐步意识到的这些重精神教育、重国民培养的思想理念，为更为广泛的人群所接受，慢慢就演化成了一种能够体现一时代知识分子主要精神诉求的普遍认知，愈来愈全面也具化于时代生活的各个面向，对中国文化在新阶段的历史建构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这种影响的直接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的产物。谈及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胡适曾讲：“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4]不过，因为自身文化建构以及主体社会活动历史占位的不同，所以作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渡人物的梁启超和作为基本完成了现代转型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二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并不显著——在“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梁启超不过47岁，而陈独秀已经40岁，鲁迅也38岁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到10岁，但在本质上，他们却已然分属于判然有别的两代知识分子。一者是近代的，一者是现代的，当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周氏兄弟等逐渐亮相于历史的中心舞台之时，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带有传统士大夫气息的知识分子也便难掩他们的暮气，渐渐从公众的仰望之中悄然退身于幕后了。

相较于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君主立宪等政治改革的热衷，“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更为关注和用心于国民精神文化改革方面的工作。他们的选择，有着和梁启超等人基本一致的地方，他们都注意到了“民”对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都意识到了“民”在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在认知的细节和具体的操作环节，二者的认识却发生了方向性的分叉，梁启超等人所讲的“民”更多是一种广义上的，包括所有的国民，而“五四”知识分子所说的“民”，则是较为具体的，带有非常突出的大众、下层民众的意味。

（二）两条路径

新一代知识精英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是因为他们所了解和接受了的西方自由、民主等内面精神作用的结果，此外，为外来的精神参照所烛照或澄明，返身自顾，他们亦发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的专制属性，清楚了由于内在机制上的腐朽僵硬特征，现存政治以及上层权力机构在本质上的不可信任。由此，改变此前遭遇挫折和危机之时习惯性地向上寻找力量的做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展开的过程中，他们也便自觉地将向上看的目光落下来，开始从一直被忽视的普通民众的身上寻找改革和革命的力量。

他们的认知因此具化为两条不同却又互补的路径：其一，以启蒙为目的，注意观察和了解普通民众，希冀通过民众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此一路的认知内含两种相关但却不乏差异的思考，一种以李大钊为代表，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立足于通过农民精神和乡村伦理塑型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立场，认为中国的问题，“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力主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到民间或农村去，“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不仅要感同身受地了解底层民众实际的生活和思想，清楚“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5]（《青年与农村》），而且还需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的洪流，扫除乡村的落后，担负起教育民众的重任，引导民众了解自己生存的实情，陈说他们的痛苦，摒弃束缚他们的传统落后思想，追求自我的解放，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种认知虽然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其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逐渐展开和深入，它在不同的社会改革特别是革命文艺和文化的建设活动中则逐渐地显现出了它的重要功用。革命文学、左翼理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革命文艺服务对象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认知，溯本追源，都可以从中显见出其与李大钊等人思想之间存有的某种清晰的血缘关系。一种以鲁迅为代表，有感于底层民众愚昧、麻木、不自觉的精神存在状态，受以“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代表的欧洲近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国民性批判为突破口，力求通过国人个体的精神教育，“画出这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从而借助于内面强大的国民精神的培养，振民族于危亡，重建一个强大不再受人欺辱的现代民族国家。相比较而言，鲁迅所代表的这种认知，在“五四”时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在当时的各种文化建设中显现出了更为突出也更为丰富的内涵，受其影响，从精神思想入手，以普通民众为基本和主要的分析对象，运用西方先进的近代和现代思想，审视并且剖析国民心理的构成，从而清算封建传统文化对于国民个体的精神负累，在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双重批判之中，于个体的人的重建之中同时重建民族国家的未来，也便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主题追求。

其二，以救亡为目的，积极挖掘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及其文化所内含的潜力和良性因素，用之于民族危机的应对和政治革命的推进。这一做法本自和启蒙一路相同，或者，换一种说法，其本来就是启蒙认知的一种构成。早在日本留学之时所写的一系列文化论文——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中，在不断揭示出国民身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之时，鲁迅也表现出了他对于民众“纯白之心”的殷切期望，他以为正是在这种未经传统腐朽思想污染的“纯白之心”中，藏匿了国人主体内面精神可资良性发展的向上因素或者可能。而这一点，在面对西方文化整体的归化吸力和失望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既有经验的时候，显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做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其承认并努力吸收着西方文化的先进和营养，但在承认和吸收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完全寄希望于通过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反，在清楚了中国上层文化业已坏朽之后，另辟蹊径，目光下移，从本土寻找，发现了一直被忽略但其实却别有内容的大众或民间的存在。“这说明他不是把人的价值作为来自知识和教养的外在物来看待，而是看作一种内在于无伪饰的赤裸裸的心灵”[7]，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话清楚地说明了鲁迅的思考所显现的特异价值，在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失望于本土既有资源的时候，鲁迅却将作为整体的本土概念分离，于下层民众最为基本和日常的生活中看到了可以引导或者开发的力量。

鲁迅所代表的这些思考其后从两个方向上得到了不同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主要体现于现实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革命实践活动，从“劳动者”到“无产阶级”到“工农兵群众”，其用于指称对象的名号虽然不时发生变化，但是因为要开发和利用大众，所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的政策制定中，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也便始终围绕如何调动底层民众社会实践参与的积极性用力，依据发挥民众自己文化中“固有东西”的原则，在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中，不断寻求和发掘着现实革命可资利用的力量和资源。只是，底层民众身上的积极性因素到底何在？如何才能将这种潜在的力量发掘出来并加以有效控制且用之于革命的实践活动？从对欧洲主观能动的内面精神的接受出发，将鲁迅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思路个案对比入手，伊藤虎丸分析说：“关于鲁迅，现在如果做一个假说，那么可认为他具有双重构造。一是竹内好说的‘儒教和佛教当中曾有过与之（精神）相似的东西’（《现代中国论》）那里的儒教教养，另一个是内包前者否定契机的（具体而言就是《破恶声论》中谈到的‘朴素之民’所具有的‘白心’和‘神思’）堪称为农民之魂的东西。而且前面引过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破恶声论》），其呼声之痛切，正在于这句话一方面表达了对‘迷信’与卑琐的自我结为一体的嫌恶，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只有农民之心，才是中国人身上可以接受欧洲的主体性‘精神’之所在。”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从鲁迅到毛泽东这个阶段，是很快从欧洲学到了主观能动精神，这使他们得以把成为他们武器的唯物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变为自己手中的武器。——可以认为，鲁迅与毛泽东的相似性刚好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8]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发展中，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鲁迅是一个过渡的媒介，而在通过发动民众具体展开社会变革的认知思考上，鲁迅和毛泽东的相似性，就在于他们都意识到了民众身上原本就存有的“白心”或“神思”，所以，他们以为，进行社会变革的正确路径，自然就应该是通过积极的方式——无论是启蒙还是教育，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身上本然的力量，亦即“内曜”或者“内面精神”的发挥，从而合众力而成大势，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重视民众，注意利用和开发民众主体意识以及体现这种意识的民众文化中所内含的力量和价值，由此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懈坚持的方向。

另一个方向的发展则主要体现于新文化的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着途径不同但实质却又极为一致且互补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取道西方，向西方文化学习；一个是反省自身，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以“礼教”为代表的主流上层文化施之以坚决的反对。两种路径面向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却又非常趋同，那就是都希望重建一种能够驱动或者支撑民族与国家复兴的新的中国文化。只是，新的文化到底应该如何重建呢？完全地移借西方，一是水土不服，外来的经验不一定切合中国的实际。一是自尊心受不了，以他人的光荣——特别是给予自己深深伤害的他人的光荣做自己的荣光，新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心有不安；而重新挖掘自身的潜力，作为社会中心、主流的统治者文化业已宣告腐朽，而所谓的士人精英文化，因为士人对于权力阶层的身份依附属性，其文化缺乏能够成为独立存在的先在条件，所以也难以完全依恃。问题由此浮现，难题也因之提出，程度不一，“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其时都产生过令人焦灼的选择烦恼。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以个体和自由为其特质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烛照之下，对于本来整体划一的中国文化构成进行重新审视，不少现代知识分子从其构成的边缘或者被忽略的地带，发现了颇具发展潜力的异端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构成，从而在中国本土内部找到了既可以呼应外来先进思想又可以满足知识分子自尊心的文化建设的新资源和新思路。

（三）三种做法

借力于异端特别是附身于民间，“五四”新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工作由此也便井然有序地展开了。

首先是对于民间特别是农村社会人们生活的了解。李大钊以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的世界，也必然变成劳工的世界，由此他不仅主张人们积极投身于实际的底层工作，做一个工人，而且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运用启蒙的思想开发民间，使广大民众自觉于他们生存的现状，从而通过思想的觉悟求得自身的解放；参照日本新村运动的做法，周作人积极倡导中国的“新村运动”，他的主张，虽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乌托邦似的理想生活世界，但却在客观上引发了其时许多青年对于农村以及农人生活的兴趣；借助于从西方所学习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先进的现代理论武器，不少学者和革命者深入农村、工厂等社会生活区域，积极观察和调研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现状，捕捉其中的问题，分析他们生活现状形成的原因，创建了一条从生活的底层了解和建构中国文化的别样思路。上述诸人的认知以及相关活动，不都称得上成功，但它们却在思路上引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俯身民间、关注点下移的方向选择，在这一点上，不妨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面向民间、建构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革新运动。

其次是以白话的运用为主的国语改造运动。立足于启蒙立场，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与国人精神心理的形成进行关系分析之时，“五四”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封建思想和作为其表述工具的文言之间高度一体化的存在关系。工具即思维或者形式也是内容，旧的文言说着旧的话、表述着旧的意识和思想，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时代变化，当新一代知识分子感觉到旧的思想意识对于民众的束缚因此必须对民众进行一场思想的教育以促其觉醒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所掌握并且精熟的高度书面化的文言表达，和百姓的实际生活本质上脱离着，他们所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所以他们的思想也便自然很难进入到他们的耳朵，为他们所接受并产生实际的功效。“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拿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流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功夫，还是难以应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因此，“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故去的，都就是等于零的”[9]。鲁迅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文言古字表达的是旧思想，它本身作为特权不为一般百姓所能掌握，所以从旧阵营中反戈一击走出来且欲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文化精英们，自然便不能继续通过这业已被现实证明是应该淘汰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新目标了。新的选择在哪儿？从活的人的活的生活出发，依恃“我手写我口”的新的表达原则，“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发现并发掘出了白话的潜力。配合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早在1915年调任教育部教科书特邀编审员及文科部主任之后，黎锦熙便撰文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口号，并在他人的协助之下，通过发起成立研究会、做计划书、颁布注音字母和组建国语研究所、建立国语专修学校、进行国语宣传等方式，将原本沉潜的白话文运动迅速推到历史的前台，从而借助于思维工具的变革，真正将思想启蒙的重心坐实到了普通民众身上，——文言文的写作就是迎合着士大夫的期待而进行的，而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亦即“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所写的东西，自然是希望服务于“引车卖浆者流”类的聆听对象的。新文化建设的方向由此也便得以清晰，不再是为统治者的，也不再是为文化精英们的，相反却是亲近普通民众，走向普通平民，着眼且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具体的表述虽然有着出入，但从开启民智、驾驭民众的立场出发，大多数的“五四”知识分子却较为倾向于这样一种认同，将来所要建设的新的中国文化，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以通俗平易为其特征的平民或者大众的文化。

其三是对于民间文化的正面挖掘和利用。失望于权力阶层所从属的官方文化和依附于权力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于现代生活的无效和负面作用，同时又不甘心于完全亦步亦趋于外来的西方文化，回身反顾，用所接受的西方现代民主科学思想重新审视本土文化，“五四”知识分子遂于本自混沌一块的传统文化内部，内分出了有着些许异质成分而且可作新文化建设有益养分的民间文化构成。谈到传统文化的构成，钟敬文先生曾经说：“文化的范围很广泛，层次也不单一。它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体。我向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10]于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说：“在‘五四’这个非常时期，那些青壮年的学者们的活动对象，正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样，有着内外两个方面。内向的，主要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外向的，是对待外国文化问题。在对待固有的传统文化这方面，大体上又可分为否定的、破坏的方面，和肯定的或积极地对待的方面。……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活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注意和评论多侧重在前一方面，即对于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等的批判上。对于后者则很少或较少涉及，更不必说，把当时学者们对大众语言、口承文艺、通俗小说、民间风尚的借鉴和评价联成一个整体教义论述、评价了。”[11]他的话说得很明白，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五四”知识精英的态度没有铁板一块，他们采取了灵活的二分方法，一方面否定，主要是针对上层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则别寻可再生资源，于民间下层文化身上发现了改革或再造中国文化的因素，方言和各种活的口头语的重视，通俗白话小说和戏剧的入主文学殿堂，歌谣风俗的征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大力倡导，等等，周作人就曾讲：“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诗的发展。”[12]他的话的意思就是强调，民间文化和文艺的搜集和研究，目的不仅在于从学术上将过去所掩埋和遮蔽的一些东西敞亮出来，让它们得以重见天光，而且更在于借此推动新文化包括新文学的建设，为新文化包括新文学的建设寻找方向和借鉴。无独有偶，谈到民间文艺（文化）的功用，鲁迅也曾明言：“旧文学衰退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13]可见，失望于传统内部主流上层文化的现实表现，俯身向下，转而从边缘的民间下层文化中寻找变革中国文化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新资源和新力量，事实上也便是“五四”许多知识分子较为趋同的认知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