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关于汪古之名，有意见认为出自蒙古人对金界壕的称呼Ongou，或蒙古语神之意的Ongon“翁衮”。[77]不过，距离黑水汪古相当遥远的陇右的巩昌汪古，亦被称为汪古。显然，巩昌汪古之汪古，难以用上述蒙古语Ongou或Ongon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记录天德州的人们自称Ung，叙利亚语文献记录汪古人为'wyngy'=Öngāyē，其中的-āyē为复数词缀。[78]
笔者认为，汪古统治阶层可视作留居在东方的、出自包括西州回鹘在内的西域景教贵族。而且，如周清澍先生所考证，汪古部中当包括时属东部突厥语族的沙陀突厥与回鹘之后裔。尤其是相对西州回鹘等西面的突厥语族集团而言，阴山地区与陇右同属于东方。笔者推测，汪古名称或源自回鹘语öng“东方、前方”，巩昌汪古“因官氏汪”的“汪”，或出自此öng。如此，则笼罩在巩昌汪古与黑水汪古之间的地理空间上的龃龉，也便迎刃而解。
关于五代宋辽金时期丝路沿线内亚不同地域间的宗教文字文化的交流本相，因史料欠缺，难言得到了充分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谨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推陈出新。
（作者为兰州大学教授）
[1] 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研究员奖励金项目“丝路视野下的高昌回鹘史研究：以人员的移动与文化的传播为核心”（A25033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调查日期为2014年4月27日，2015年4月5—6日、8月19日、12月5—6日。白塔文管所杜建中所长对笔者调查给予大力关照，特此致谢。
[2]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文物》1977年第5期；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考古》1979年第4期；曹永年：《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曹永年：《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增刊。
[3] 牛汝极：“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China（13th—14th Centuries）”，《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23页。
[4] P.G.Borbone，“Syroturcica 2：The Priest särgis in the White Pagoda”，Monumenta Serica，Vol.56，2008，pp.487—503.
[5] P.G.Borbone，“More on the Priest Särgis in the White Pagoda：The Syro-Turkic Inscriptions of the White Pagoda，Hohhot”，in Li Tang & D.W.Winkler（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Berlin：LitVerlag，2013，pp.51-65.
[6] P.Zieme，Altuigurische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ausZentralasien：Old Uigur Texts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from Central Asia，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Vol.41，2015，pp.175-176.
[7] 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辑，2016年，第29—77页。
[8] [日]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载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 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293页。
[9] 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42—44页。有关该题记的详细词注，另请参见上述笔者与松井太的研究成果。
[10] N.Sims-Williams，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C 2（Berliner Turfantexte，12），1985，p.105.
[11] N.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Berliner Turfantexte，32），2014，pp.92-93，105.
[12] 主要参见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第5行、第135页第5行、140页第4行、第148—149页第4行；S.N.C.Lieu，L.Eccles，M.Franzmann，I.Gardner&K.Parry（eds.），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Zayton），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Turnhout：Brepols，2012，p.162，l .6，p.164，l.1，p.168，l.2，p.196，l.5，p.205，l.4，p.211，l.6.
[13] O.F.Sertkaya，“Zu den Name Türkischer Christen in VerlorengegAngenen altuigurischen Urkunden”，in T.Pang，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G.Winkelhane（eds.），Unknown Treasures of the Altaic World in 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5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Berlin：Klaus Schwarz，2013，pp.385，388-389.
[14] P.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p.188-189.
[15]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6] 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7] [日]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第289页。
[18] [日]松井太、[日]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100—101页。
[19] 如Text E与Text J为哈密人所写，Text K与Text L出自托克逊人之手，Text T为彰八里人所留。详见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37、39、40、45页。
[20] [日]松井太：《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第287—290页。
[21] 主要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A.C.Moule和 P.Pelliot，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New York：Ams Press，1976，Vol.1，pp.181-183.
[22] 主要参见[日]佐伯好郎《内蒙百靈廟付近に於ける景教徒の墓石》，[日]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第414—473页；[日]江上波夫《オロン·スム遺跡調査日記》，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盖山林《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9、270—288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21、67—102页；Halbertsma，Tjalling H.F，“Nestorian Grave Sites and Grave Material from Inner Mongolia”，“Characteristics of Nestorian Grave Material from Inner Mongolia”，in Early Christian Remains of Inner Mongolia：Discovery，Reconstructionand Appropriation，Leiden；Boston：Brill，2008，pp.159-213，pp.219-345；Li Tang，“NestorianRelics in Inner Mongolia”，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2011，pp.76-80。对唐莉论著的书评，见马晓林《评〈蒙元时代中国的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4年第9期，第466—477页。
[23]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67—72页，“Nestorian Inscription sfrom China（13th—14th Centueies）”，pp.311-316.盖山林、唐莉、魏坚与张晓玮认为该墓碑使用文字除汉文、叙利亚文外，第三种文字为蒙古文。见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Li Tang，“Nestorian Relics in Inner Mongolia”，p.77；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2013年，第193—194页。笔者确认牛汝极给出的图版，当以牛先生之观点为正。
[24] 主要参见佐伯好郎《元主忽必烈が欧洲に派遣したる景教僧の旅行誌》，东京：春秋社，1943年，第216—219页；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第232—233页；P.G.Borbone，“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Journal of Assyrain Academic Studies，Vol.19，No.2，2005，pp.12-14。
[25] P.G.Borbone，“I Vangeli per la Principessa Sara，Un Manoscrit to Siriaco Crisografato，GliÖngutCristani e Il Principe Giorgio”，Egitto e Vicino Oriente，Vol.26，2003，pp.63-82；“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p.18.
[26] 泉州地区的景教墓碑等，主要参见S.N.C.Lieu，L.Eccles，M.Franzmann，I.Gardner& K.Parry（eds.），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Zayton）；牛汝极《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7] 不否认部分回鹘人或汪古人还具备汉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等其他语言文字的能力。如白塔Text N回鹘文题记在正文taqïγu yïl törtünč ay nïng biš y[a]ngïqa tonga ars[la]n bitidim“我同娥阿萨兰写于鸡儿年四月五日”后，写有汉字“戏笔”。见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9页。
[28] 相关归纳与介绍，主要参见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文史》第10辑，1980年，第101、116页注释2—5；盖山林《阴山汪古》，第3—5页；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3—194页。兹不赘述。
[29] 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第108—116页。
[30] 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第87—89页。
[31] 盖山林：《阴山汪古》，第4—20页。
[32] Li Tang，“The Turkic-Speaking Ongut Area”，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pp.98-105；M.Paolillo，“White Tatars：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Öngüt Conversion to Jingjiao and the Uighur Conhection，”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pp.240-249；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4—196页。
[33] 关于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之研究，参见石坚军、张晓非《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
[34]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卷，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46—547页。又见《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23页。
[35] （光绪）《代州志》卷6，第19页。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曹金成博士专为查找核对。又（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内容大同小异。录文又见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第101—102页。引文中，□表示能够确定个数的缺损文字。
[36] 白玉冬：《契丹祖源传说的产生及其与回鹘之关系考辨》，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Vol.5，2013，pp.28-30。
[37] 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38] 迭屑指基督教徒，主要参见[法]伯希和著《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载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Li Tang，“The Term ‘Diexie’（Persian：Tarsā；迭屑）”，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pp.52-53。
[39] 关于中亚地区景教墓碑的介绍，主要参见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俄]科科夫措夫《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碑文考释》，陈开科译，《西域文史》第2辑，2007年，第245—254页；牛汝极《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74—80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57—66页；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7期，第67页。
[40] [法]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冯承钧译，第55—56页；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3页。
[41] 《遗山先生文集》第27卷，《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2—273页。相关描述亦见于《金史》卷124《马庆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95页。
[42]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43]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元刻本）》卷43《世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页。
[44] [日]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卷，第150页；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第182—185页。
[45]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49页。
[46] 《元文类》下册，第62卷，商务印书馆1958版，第898页。
[47] （民国）《陇右金石录（十卷附校补一卷）》卷5，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第601、603页。
[48] 有学者认为汪氏非汪古族。相关介绍及批判见汪楷《元朝巩昌汪氏的族属探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47—52页；汪受宽、汪小红《可信与不可信——对漳县〈汪氏族谱〉的剖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42—48页；汪受宽《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72—77页。
[49] [法]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之基督教徒》，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49—70页（原载T'oung Pao，Vol.28，1914，pp.623-644.）。
[50] A.Mingana，“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A New Document”，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Vol.9，No.2，1925，pp.297-371.中译文见牛汝极、王红梅、王菲合译《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收入牛汝极著《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163—211页。
[51] Erica C.D.Hunter，“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entral Asia”，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pp.138-140；Maria Adelaide，Lala Comneno，“Nestorianism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Archaeological Evidence”，Journal of the Assyrian Academic Society，2011，pp.20-53.
[52] “Christianity iii.In Central Asia And Chinese Turkestan”，Encyclopœ diaIranica，pp.531-534.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第66—73页；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第689—698页；陈玮：《公元7—14世纪景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李荣辉、袁刚：《9—14世纪北方草原地区基督教初探》，《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3期。
[53]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载氏著《景风梵声——中古宗教之诸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03页；初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
[54] 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载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39—142页；初刊吐鲁番学研究院编《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55] [英]西姆斯·威廉姆斯著：《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陈怀宇译，《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王菲译：《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载牛汝极著《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212—220页。
[56]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载张广达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40页；初刊《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7] 《宋会要辑稿》蕃夷4《龟兹》，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20页；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部分学者认为龟兹回鹘有别于西州回鹘。如钱伯权《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然引文之前，《宋会要辑稿》言“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这是时人的理解。关于龟兹回鹘隶属西州回鹘的考证，主要参见田卫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58] 《宋史》卷4《太宗纪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59]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第89页；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60] J.Hamilton，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Textes Établis，Traduits，Paris：Peeters，1986，pp.109-110.
[61] O.F.Sertkaya，“Zu den Namen türkischer Christen in verlorengegangenenaltuigurischenUrkunden”，pp.385，392-392；P.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ausZentralasien，p.187.
[62]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間——》，载樺山紘一等编《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10—111页；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第132—135页。
[63] [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载山口瑞鳳编《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东京：大东出版，1985年，第1—98页；吉田豊：《ソグド語文献》，载山口瑞鳳编《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第187—204页。
[64] J.Hamilton，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N.Sims-Williams &J.Hamilton，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siècle de Touen-Houang，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90.
[65] 相关释读参见J.Hamilton，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pp.109-110.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译释》，《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笔者对上述释读，大体表示赞同。个别细微差异，容另文详述，兹不赘述。
[66] [日]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载氏著《元朝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239页；初刊《东洋学報》第32卷第1号，1948；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载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18页；初刊《元史论丛》1986年第3期。
[67] N.Sims-Williams & J.Hamilton，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p.41.以下本稿所引粟特语文书的译文中，…表示无法认读的残存文字，【】为文书残损部分，（）与[]内文字分别为原著者的补充说明与推测复原。
[68] N.Sims-Williams，J.Hamilton，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p.45.
[69] 相关论述，参见白玉冬《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鞑靼驻地Buhäthum考》，《西域文史》第2辑，2007年，第235—238页；白玉冬《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靼王国》，《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70] N.Sims-Williams & J.Hamilton，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pp.23-25.
[71] N.Sims-Williams & J.Hamilton，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pp.23.
[72]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第335—340页。
[73] [日]代田贵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第5辑，1976年，第257页，第268—269页尾注6。
[74] 有关改宗，主要参见D.M.Dunlop，“The Karaits of Eastern Asia”，BSOAS，Vol.11，No.2，1944，pp.277-278；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56—157页。
[75] 洪皓：《松漠纪闻》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7册，第696—697页。
[76] 相关讨论参见[日]长泽和俊《遼代吐蕃遣使考》，载氏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340—346页。
[77] 相关介绍，见盖山林《阴山汪古》，第1—2页；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3—194页。
[78] P.G.Borbone，“I Vangeli per la Principessa Sara.Un ManoscrittoSiriacoCrisografato，GliÖngutCristani e Il Principe Giorgio”，p.75；“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p.18；[法]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之基督教徒》，第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