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当中的唐兀后裔

王风雷 [蒙]S.巴图呼雅格

1227年蒙古灭了西夏后，唐兀或唐兀惕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下落及其去向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进行研究探讨的问题，这不仅属于元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属于蒙古史和西夏学以及文化学研究的领域，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唐兀后裔的去向问题，史金波先生依据史料进行的系列化跟踪考察，厘清了很多细节问题，也为本课题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史先生只关注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结果为笔者的研究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事实证明，史金波先生用汉文史料，特别是用碑刻资料和族谱研究唐兀人的去向，都没有什么疑问，也是千真万确的。先生所揭示的只是一个余阙家族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些汉化的唐兀人的典型，难以代表全体或整个民族共同体。居庸关过街塔上的西夏文以及河北保定地区发现的西夏文碑，以及近几年在不同地区新发现的墓碑等原始资料，是证明元代唐兀人在汉地活动的一个有力证据。但是上述地区究竟有过多少唐兀人，其准确数字都说不清楚。

总的来讲，西夏灭亡以后，一部分唐兀人跟着蒙古大军从军了，而且跟蒙古人走得很近，甚至是被蒙古人所同化。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察罕，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在《元史》和《史集》里，记载的比较详细。当时年幼的察罕[1]，以其独特的习礼风格赢得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赏识，步入了蒙古高层进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透过史书上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环境的影响使得察罕，从一个唐兀人逐步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蒙古人。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完全都是顺应了自然。同蒙古人的交往，最终接受了蒙古文化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察罕的后裔进入中原以后，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因远离了蒙古语言环境而被淹没在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完完全全接受了异族文化。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也说明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基因的变异过程。

在当时唐兀人的命运走势为：一是那些接受儒学教育的人士包括高智耀[2]在内，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向汉文化靠拢，时间长了不由自主失去了本民族的个性，走上民族融合的道路成了汉民族的一员。二是如同史金波先生所说的那样，一部分唐兀人同羌人走得比较近，其原因很可能是国亡的悲剧促使他们隐姓埋名于羌族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种族标志；不过这一说法还需要进行田野考查或民族志调查，拿出一个确凿的数据加以证明。三是充军，其中怯薛和唐兀卫军是比较出名的，而且前者直接入宿因而在语言上用的基本上都是蒙古语，后来成为蒙古族一员的可能性也最大；为此，前苏联学者Е.И.克奇诺夫认为，“一部分唐兀惕人，让蒙古人给同化了”[3]。四是留在西夏本土的唐兀人，这部分人的户口数量大，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有意思的是，在蒙古人姓氏当中有相当一批唐兀氏姓。对此，仁钦道尔吉先生[4]的论文有一定的开创意义。遗憾的是，这篇文章非常短，只有两页零3行，未能展开深入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奥都高德·博·苏达那木道尔吉[5]先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进一步指出，1664年隶属于扎萨克图汗部落的唐兀惕喀尔喀人降清，他们越过大漠来到今天的内蒙古库伦旗、奈曼旗、蒙古贞（辽宁阜新）交接地，至此政府划分为喀尔喀左翼旗对他们进行了安置，该旗于伪满时期被撤销；此外他还认为，蒙古人当中的唐兀氏分为：为：（qɑr-ɑ tɑngγud直译为黑驴唐兀）、（ulɑγɑn tɑngγud直译为红色唐兀）、（qɑlɑčü tɑngγud译为百姓或黎民唐兀）、（sir-ɑ γool-yin tɑngγud黄色河流—黄河唐兀）、（büriyečin tɑngγud号手或号匠唐兀）、（degedü tɑngγud译为上唐兀）、（doorɑdu tɑngγud译为下唐兀）、（bɑγɑrɑng tɑngγud译为跑肚拉稀唐兀）、（tɑsiγurčin tɑngγud执鞭唐兀）、（tɑngγud qɑl q-ɑ唐兀喀尔喀）、（tɑngγučud唐兀的复数形式）、（tɑngγučud亦为唐兀的复数形式）。奥都高德·博·苏达那木道尔吉先生的研究很有意思，他不仅研究了蒙古人当中的唐兀姓氏，而且还列出了其具体的人名和他现有的工作单位，显得非常具体都能够有案可查，这对以后的跟踪研究提供了线索。研究蒙古姓氏的专家明安特·沙·东希格[6]先生也认为，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当中，也有唐兀姓，只是在读音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另外，在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的巴音居力合苏木、东方省的白音查干和马塔尔苏木、苏和巴特省的额尔敦查干苏木、后杭爱省的杭爱苏木、扎布汗省的布拉乃苏木、肯特省的嘎拉希拉和巴图诺尔布、巴图希热图等苏木都有唐兀姓氏；在阿尔泰乌梁海人当中也有哈萨克唐兀姓氏的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阿特浑苏木，察哈尔左翼明安旗的镶黄群牧（牧牛人）、镶黄旗、镶白旗，昭乌达盟的巴林、阿鲁科尔沁、翁牛特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伊金霍洛旗都有唐兀人。

以上三位先生的研究，指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了的学术盲点，同时也给破解唐兀人的去向指点了迷津。记得前两年在内蒙古蒙古语卫视“文化时尚”栏目里，转播了鄂托克前旗或鄂托克旗的一部分唐兀氏蒙古人进行的祭祀唐兀敖包的实况，其场面十分隆重。笔者收看了这一专题片后，受益匪浅联想到了很多问题，而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找到了唐兀人的真实踪迹。这套节目给笔者的印象是，他们祭祀的敖包在形式上与蒙古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在名称上冠以“唐兀”二字而已。笔者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唐兀氏蒙古人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试图研究他们的来龙去脉，遗憾的是，只停留在了资料层面上，还未来得及进行田野调查。不过这没关系，那只是一个早晚的事，将来一定会付诸实践的。

奥都高德·博·苏达那木道尔吉[7]先生还认为，鄂尔多斯境内的唐兀氏蒙古人们每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祭祀长生天的烛腊（酥油灯）仪式；其点燃蜡烛的数量为一零八加上家族人员的岁数，然后再加上五畜的数量。以此来祈求上苍，在新的一年里全方位保佑他们，普洒甘露，增福增寿，五谷丰登，人畜两旺。

笔者以为，鄂尔多斯境内的唐兀蒙古人应该是当年的西夏后裔，也是留守故土的遗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今日之鄂尔多斯的地界毗邻当年的西夏，甚至是隶属于西夏的统辖的范围，所以其属民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热土上，都属于正常现象。再后来鄂尔多斯人入驻这一地区，使得唐兀人别无选择，只能是以属民的身份随从其主子向蒙古文化靠拢，并在主观上认同自己是蒙古人，而非西夏的党项人。应该说。这一点与其党项或唐兀首领们的政治应变能力，似乎有点延续的意味。贞观初（627—649），党项或唐兀的先祖拓跋赤辞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接受了李唐王朝的赐姓李[8]；北宋淳化二年（991）七月，李继迁奉表请降，以为银州（今陕西横山、米脂、佳县以北地[9]）观察史，赐国姓（赵），改名保吉[10]。表现为大丈夫能屈能伸不拘小节，更不计较眼前的得失，考虑了长远的利益。这些作法对其族人产生了深渊的影响，特别是元灭西夏后，唐兀人彻底放弃了对故国的眷恋，并积极寻找新的出路投入了蒙古民族的怀抱。史家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耐人寻味，为人们交代了一个真实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11]。大人物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的压力，使得这些部落民众逐步形成了自己对蒙古身份的认同，进而成为蒙古大家庭中的一员。史实证明，唐兀人融入蒙古民族以后，在他们身上很难找出其原有的语言文化个性，成了地地道道的蒙古人。

往事越千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唐兀氏蒙古人当中，至今还流传着一些传说故事，他们说自己是“唐代人”，用蒙古语书写就是tanggud，意思就是源自于唐代的人。这是2017年五月一位熟知鄂托克本土文化的老者——敖特根毕力格先生讲述的一段经典故事，这里面隐含了好多人文故事，也恰恰说明了唐代党项人的处境和发展的脉络。

为了研究唐兀氏蒙古人，笔者还认识了一位锡林郭勒西乌旗的唐兀氏，名为舒格拉的牧民，他的祖籍是锡林郭勒正蓝旗，蒙古语说得非常好，语音纯正，而且是标准音，这与其家乡的语言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之间在手机上相加了微信后，曾经多次通话、聊天，其话题基本上都是围绕其姓氏展开的。美中不足的是，他对其家族姓氏的来历并不太了解，没能够提供笔者所需的信息。与畜牧业生产相联系，目前这位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经营着一个名为达崖尔（ dɑyɑγɑr）的奶食品店，而且在微信圈里经常推销自己制作的奶食品，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另外他也非常关注蒙古文化，特别是在蒙古名词术语翻译方面，经常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在业内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与南进的唐兀氏相比，那些融入蒙古民族当中的唐兀人的文字记录比较少，即便有也只是散见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12]、《大黄史》[13]当中，做了一些简要记载。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一些只言片语的信息，也为我们挖掘探寻新的资料指明了线索。就目前而言，在蒙古人当中还未找到唐兀氏家族的族谱。假如有了这方面的信息，就能够弥补正史之不足，会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感觉。遗憾的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臆测，与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无独有偶，最近蒙古国方面的人口统计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唐兀人分布的准确信息，也进一步证明了明安特·沙·东希格先生的论断。如今在蒙古国总人口当中，共有唐兀氏2195人，其具体分布情况是：乌兰巴托市共有922人；戈壁阿尔泰省有381人；后杭爱省206人；肯特省138人；鄂尔浑省额尔登特92人；中央省89人；色楞格省84人；达尔汗乌拉省80人；扎布汗省61人；东方省50人；库苏古尔省30人；苏赫巴托尔省18人；南戈壁省12人；东戈壁省9人；科布多省6人；布尔干省6人；中戈壁省4人；戈壁苏木贝尔省3人；前杭爱省2人；乌布苏省1人；巴彦洪戈尔省1人[14]。这些统计数据，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但它对本课题的研究，无疑是撑起了一个门面，有效地弥补了我们学术上的短板，对唐兀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地。

如今在蒙古人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唐兀氏，这与史书上的记载基本吻合。成吉思汗灭了西夏以后，他把大部分唐兀百姓分给了也遂可敦[15]；另据一些蒙古文史料的记载，孛斡儿出、木合黎也分得了一部分唐兀百姓[16]。从那一时刻起，唐兀人开始走上了亡国的道路，成了蒙古人的属民。到了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统治者针对三千人的河西军（蒙古语称之为合申[17] qɑsin）设立了唐兀卫，其主要职责就是统一指挥唐兀卫亲军[18]。除此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19]当中，也有唐古忒省，并记录了唐兀人的生产生活及其习俗。总之，以上所述是夏亡后唐兀人的总体归宿。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些人物属于特例很难代表全体，因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错误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想真正了解唐兀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生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进行田野调查，而且没有其它捷径可走。至少在目前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不着急，慢慢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做下去。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对中原地区或江南地区的唐兀人和中外蒙古人当中的唐兀氏进行比较研究，看看他们究竟有哪些区别。当然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分子考古技术进行技术检测，将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课题。因隶属于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且又经历了千年的风风雨雨，其中既有共性的因素，也有个性的因素，展示出来肯定会有意义。

通过研究蒙古民族当中的唐兀人，我们还有必要提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条件下，西夏唐兀人与蒙古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语言上，有什么近因性？为什么西夏灭国以后，唐兀人的语言没有留下踪迹而全部消失？在这一点上，我们一方面要认真研读西夏文，然后寻求她与蒙古语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地迷信于已经死亡了的西夏文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0]，通过反思去解读其中隐含的密码。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中，把唐兀惕归到了“各为君长的突厥部落”[21]，而且其中所列的诸多部落，后来都成了蒙古民族的一员。蒙古兴起之前，也曾经是突厥的一个无名小卒，后来名气大了以后百川汇海，吸纳并包容了诸多部落。他们之间在语言上会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相当于一个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方言，就像是个粤语、闽南话、上海话，时间长了都能够交流。但他们之间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所创制的文字，忽扰了很多人，让人感到头痛进而会产生一种生畏的心理。

据史料记载，在党项人当中划分好多部落，其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22]，后来称帝的也是这一部落的后裔——鲜卑人。这就是说，唐兀人说来说去还是拓跋鲜卑人，聚集了各部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闯荡了天下。其根子还是来自于东胡，与蒙古族的渊源基本相近，而且差别不大。现在或者在过去，很多人在研究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线索出发，而是把它切割成了很多个碎片，弄成了支离破碎互不关联，带来了很多麻烦，也影响了整体认知。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以部落为中心，互相排挤、打压，甚至是残杀，尤其在文字的创制上达到了以极致，频繁地更换，为研究者人为地设立了好多路障。

唐兀人在语言文化上与蒙古相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唐兀人在姓名上，与蒙古人比较接近。其中最典型就是西夏末代君主李睍[23]的名字，这在汉文史料里毋容置疑。然而，在蒙古文史料里，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是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字——亦鲁忽不儿合（ ilɑ qu bur qɑn），后来蒙古人给他赐名为失都儿忽（ sidurγu），当时同蒙古军交战的西夏将领的名字叫阿沙敢不（ ɑšɑ γombu）[24]。还有西夏王妃的名字叫做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 γow-ɑ qɑtun），她溺死于黄河，后来蒙古人把河水改为哈屯郭勒[25]。目前能够在蒙古文史料中查到的西夏人的名字极其有限，能够为我们提供佐证的就这么几个人。不过滴水能见太阳，它所折射出来的东西，也足够我们进行深入思考。明安达耳（ mingγɑndɑr）[26]、亦怜真班 Erinčinbɑl）[27]、前面提到的察罕（čɑγɑn）、达里麻（）[28]、桑哥八剌（ sengbɑl）[29]等都是在汉文史料中出现的唐兀氏人名，有的很容易复原成蒙古语，而有的还比较困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次，唐兀人的地名基本上都属于蒙古语，这一点在蒙文史料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例如阿尔不合（ɑrbu q-ɑ）[30]、阿剌筛（ ɑlɑšɑ即贺兰山）[31]、兀剌孩巴剌合速（ urɑ qɑi bɑlγɑsu、 irγɑi二者在语音上稍有变化）、朵儿篾该巴剌合速（ dürimekei bɑlγɑsu即灵州）[32]、搠斡儿合惕“ čoγur qɑd””[33]。不仅如此，笔者在汉文史料里也发现了西夏或河西地区的唐兀地名：“暗伯，唐兀人。祖僧吉陀，迎太祖于不伦答儿哈纳之地”[34]、成吉思汗的病逝地为萨里川哈老徒[35]。如果把不伦答儿哈纳复原成蒙古语的话，应该是（bürendɑr qɑn-ɑ[36]，在当时僧吉陀还能够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迎接太祖吗？他是不是就在家门口接驾，需要进一步斟酌。紧接着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哈屯郭勒和不伦答儿哈纳，以上所述的其他蒙古地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成吉思汗征西夏时出现的，还是之前就已经有了？笔者以为，这也许不是蒙古人的专利。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上述地名源自于西夏唐兀人。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当地的山川、河流、城堡、驿站赋予了专门的名称，蒙古人来后不做任何改动并进行了发扬光大。总之，两者在地名上的近因性比较高，说明在语言文化上比较接近。

第三，唐兀人在语言文化上与蒙古的近因性，还表现在他们同蒙古人能够直接对话，用不着进行翻译。其直接证据是：当年太祖在野外碰见察罕后，双方所进行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通过简单的交谈大汗深入了解了这位英俊少年的内心世界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蒙古使臣同阿沙敢不的会面，是直接对话没借助任何翻译——怯里马赤（ kelemurči）而领会了各自的意图最终交战于贺兰山；西夏末主亦鲁忽不儿合与成吉思汗的对白，也没有第三方的翻译，而是直接交流[37]；在语言方面，暗伯表现得尤为出色，“太祖嘉其效顺，命为秃鲁哈必闍赤，兼怯里马赤”[38]，这说明他不仅精通蒙古语，而且还精通其他语种，这是他从事此项工作的一个基本资质；至正六年（1346年），亦怜真班知经筵事，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史载其“经筵进讲必详必慎，故每读译文必被嘉纳”[39]。由此可见，在整个蒙元时期，抛开西夏文字后唐兀人的语言发展的脉络也比较清晰明了了。更有意思的是，前苏联学者Е.И.克奇诺夫还认为[40]，古代蒙古人的格言与唐兀惕格言非常接近，而且他也例举了很多实例进行对比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遐想空间。

第四，在宗教方面，唐兀人与蒙古也有一定的近因性。这两个民族的原始宗教都属于萨满教，对长生天的崇拜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他们“三年一聚，杀牛羊以祭天”[41]，以此来表达自己心灵的寄托。后来他们皈依佛教，萨满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西夏对佛寺佛塔的建造以及对佛经的翻译，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相比之下，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更为崇拜长生天，为此少年帖木真对长生天的虔诚祈祷，为蒙古民众做出了表率。后来到了忽必烈时期以及在整个元代，在帝师八思巴的影响下，佛教确立了自己正统地位成了国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西夏移民，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家园。就是八思巴后的历任帝师或国师，都按着佛教的仪轨有力地实现了弘法，安抚了信佛的各色人种，其中包括了西夏移民——唐兀人。总之，蒙古人在当时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对唐兀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最终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乐不思蜀的感觉，忘却了自己原有的身份。

第五，党项或唐兀人的收继婚，与蒙古人的婚俗高度一致，很容易相互接纳不存在任何矛盾冲突。“妻其庶母、伯庶母、兄嫂、子弟妇”[42]，与蒙古同。当年，党项或唐兀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通行着一种“候草木以记岁”时[43]的简易法则，后来蒙古人也遵循这一法则，“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44]。两者间的相承性，应该上溯到东胡或更为遥远的鲜卑时期。他们的尚武精神与蒙古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崇尚英雄的民族。相同、相近的文化加速了二者间的融合速度，而且根本就看不出形合而神不合的问题。

当年蒙古大汗们为什么要启用西夏乐？其原因很简单，西夏乐与蒙古文化有很多一致或相近的成分，搬过来也不会影响蒙古的主流音乐。另外，唐兀归顺蒙古后，其感觉就是一个多年的游子找到了回家的路，语言文化的相近使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这一民族共同体，并以一个新成员的身份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就是今日蒙古民族当中的唐兀人，在近千年的蒙古史册里基本上成了一个无名英雄，为蒙古传统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清代的汉文史料里，特别是在蒙古人的传记资料当中一般都会标注该人物的蒙古姓氏，这一点为我们了解蒙古人当中唐兀氏提供了一线希望。为此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八旗通志》，遗憾的是，没能找到唐兀氏蒙古人的传记资料。也许是功夫下得还不到位吧，没能广泛涉猎各类文本资料，这多少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不过相信有朝一日或许能够有所发现，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奇迹会出现的。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45]的时候，内蒙古大学宝音德力根教授[46]在“庆祝乔吉研究员七十五华诞学术研讨会暨内蒙古史学会2017年秋季会议”上的演讲，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信息。按着他所提供的线索发现，在满文资料里确实有一位名曰唐古泰阿哥[47]的蒙古人，其时间为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初七日。另据蒙古国学者台吉德——阿尤代的敖其尔[48]先生的研究，十五世纪唐兀人隶属于喀尔喀万户，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作为喀尔喀阿鲁七个鄂托克（ ɑru-yin doluγɑn otug）的一员，成了格列山只（也写为格埒森扎 geresen ）六子达勒登昆都仑（也写为德勒登dɑlden köndülen）及其后裔的属民，当时他们在杭爱山游牧；1662年达勒登的后人宾图（ bingtü）带领其部众迁徙到内蒙古，康熙皇帝把这部分人安置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的蒙古人当中的唐兀氏，在历史舞台上也扮演过重要角色。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名字将会逐步显现于世人面前。

还有一个问题是，到了清代唐兀的概念有所泛化，人们把西藏也称之为唐古特，其中清政府在京城创办的唐古特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结果是蒙古人也开始把西藏喇嘛称之为唐古特喇嘛，这种称呼始于清代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蒙古人在历史上对西藏和唐兀区分得特别清楚，从未混淆这两个概念。前者为吐蕃在蒙古秘史里，记载的最清楚（tübed）旁译为西番[49]。到了元代专设总制院和宣政院管辖释教及吐蕃事务，清政府为何用唐古特这一名称不得而知。总之，蒙古人对唐兀、吐蕃、唐古特等概念的运用上，还是还是很清楚的，基本没有混淆三者的关系。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力量探查走访，然后去整理唐兀氏蒙古人的口述史和人文故事，尤其要对那些英雄、模范人物，还有其家庭成员进行跟踪调查，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昭示后人。

（作者王风雷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S.巴图呼雅格为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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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宋濂等：《元史》卷120《察罕》，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55—2957页。

[2]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高智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72—3073页。

[3] [苏]Е.И.克奇诺夫《唐兀惕和蒙古的文化联系》（高焕之译自《蒙古文学关系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载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3期。

[4]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唐兀氏人群中有西夏移民》，见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318页。

[5] 奥都高德·博·苏达那木道尔吉：《蒙古族姓氏研究》（蒙古文），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84、786页。

[6] 明安特·沙·东希格：《蒙古姓氏大全》（蒙古文），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68页。

[7] 奥都高德·博·苏达那木道尔吉：《蒙古族姓氏研究》（蒙古文），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85—786页。

[8]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82页。

[9]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7页。

[10]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5《太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页。

[11]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6页。

[12] ，2013，395；参见萨囊彻臣著、道润梯步译校《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第346页载，拜桑忽尔的属民中有唐古特人，其属地大致在延绥、宁夏、鄂尔多斯。

[13] 、，1983，1491，176—178,185,188，然而这里提到的唐兀大多属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事情。

[14]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ндэсний статистикийн хороо，www.nso.mn下载时间为2017年12月14日。

[15]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1页。

[16] 乌力吉图校勘、注释，巴.巴根校订：《大黄史》（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17]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9页。

[18] （明）宋濂等：《元史》卷199《兵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27页。

[19]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1页。

[20] 朱熹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尽心下”。

[21]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见目录页2。

[2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90页。

[23] （元）脱脱等：《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28页。

[24]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5页，第1345页。

[25]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见乔吉校注《黄金史》（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494页。

[26] 《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载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1）“史部﹒传记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 （明）宋濂等：《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45—3447页。

[28] （明）宋濂等：《元史》卷120《立智理威》，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59—2960页。

[29] （明）宋濂等：《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45—3447页。

[30]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5页。

[31]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3、1345、1347、1348页。

[32]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2—1353、1358页。

[33]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6、1346页。

[34] （明）宋濂等：《元史》卷133《暗伯》，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37页。

[35] （明）宋濂等：《元史》卷1《太祖》，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页。

[36] 白石典之SHIRAISHI Noriyuki Route of Jin army in the Batele of the River Ulz（日文）Inner Asian Studies，No.31，March 2016（Offprint）pp.27—48，该文把不伦答儿哈纳定位在蒙古境内契丹（辽）界壕边。

[37] 乌力吉图校勘、注释，巴﹒巴根校订：《大黄史》（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38] （明）宋濂等：《元史》卷133《暗伯》，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37页。

[39] （明）宋濂等：《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46页。

[40] [苏]Е.И.克奇诺夫《唐兀惕和蒙古的文化联系》（高焕之译自《蒙古文学关系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载于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3期。

[4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1页。

[4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党项》，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14页。

[4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党项》，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14页。

[44] （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见《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期），第30页，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印，1985年。

[45] 朱东润选注：《陆游选集》“游山西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46] 宝音德力根：《清朝与格鲁派早期交往中的几位高僧事迹》，发表于2017年12月26日呼和浩特春雪四季酒店十二楼行政会议室。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电子版第10页）。

[48] НYYДЛИЙН СОЁЛ ИРГЭНШЛИЙ Г СУДЛАХ ОЛОН УЛСЫН ХYР ЭЭЛЭН ТАЙЖИУД АЮУДАЙН ОЧИР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ГАРАЛ НЭРШИЛ УЛААНБАТААР 2012，P181；该文的间接依据为戈拉登著、策纳森巴拉珠尔整理《宝贝念珠》，乌兰巴托1960年版，46—47，61—62，77—78；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这部专著，手头上只有戈拉登著、阿尔达扎布注释《宝贝念珠》（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第288页，第295—296页；时过境迁，情况又发生了变化，2018年3月2日—14日，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科布多进行了学术考察，并从私人手里有幸买到了戈拉登著、策纳森巴拉珠尔整理《宝贝念珠》，乌兰巴托1960年版。

[49] 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