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跨越时空的对话

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发生了持久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互动，第一篇将通过比较与案例的方法，向读者展示两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呈现中日思想界间的“分流”与“共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中国有识之士观察、评论、模仿和比较的对象。关于维新的原因、过程和主体，以黄遵宪、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尊王攘夷”主张的推动作用，他们把维新看作是一个改良的过程，特别是康有为更加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和天皇个人的领导作用。而作为明治维新的经历者，福泽谕吉、大隈重信等则把维新的原因归于冲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历史潮流，同时认为这是一场充满变数、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比起个人，他们更看重在这个过程中由下级武士构成的组织性政治力量的作用。造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洞察明治维新革命性特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改革主张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而基于误读的“他者”研究，又给近代中国对新政道的探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者之一的李大钊，其思想在留日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在保持了对现实强烈关注的同时，他树立起了“追求真理、信仰真理、实践真理”的真理世界观。而影响李大钊真理世界观形成的日本因素主要是中江兆民追求政治之理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幸德秋水的崇高形象也促进了李大钊真理世界观的建构，而茅原华山关于文明的地理决定论则为李大钊提供了最初的真理的实质内容。李大钊还通过一系列努力，在思想上成功地处理了自由、权力与真理世界观之间的矛盾，为最终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铺平了道路。通过李大钊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日本政治思想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道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