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是如何维新的？

“维新”一词在中文文献中最早见于《诗经》，在《诗·大雅·文王》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实际上，在此处“维新”一词虽然不如“革命”那样的直白而激烈，但也已经蕴含了“天命”变更的意义。而于1868年年初在日本发生的那场重大变革，首先是用“王政复古”一词来形容的，以天皇名义发布的“王政复古之大令”宣布诸事要“基神武创业之始”。[9]在此之前，朝廷的重臣岩仓具视曾经就“王政复古”一事征求过日本国学者玉松操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当基神武帝之肇基，图寰宇之统一，以从万机之维新为规准”，在这里复古成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维新的启动力量。[10]然而即便“复古”与“维新”可以在国学者的思想中达成统一，但在现实中“复古”又如何能成为“维新”呢。维新又是如何展开的呢。首先，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同时期中国人的维新观察。

一 “势也”

清末时期，人们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比如由傅兰雅、林乐知创办的《上海新报》就对日本给予了持续报道，据考证在王政复古20个月后，该报就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变革并认为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必能“日益富强”。[11]而“明治维新”一词最早见诸报端则是在1883年，《申报》报道了日本树立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孝允铜像的新闻，在其背景资料中说“日廷近来悉仿西法，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有功臣例准立像，永远供奉，以垂不朽”。[12]不过这一时期，《申报》对于明治维新并未持一味赞赏的立场，其对日本的态度也仍然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13]这种对明治维新亦褒亦贬的看法也并非《申报》所独有，曾经于1879年应邀参访日本的王韬就在其《扶桑游记》中指出，“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14]。由于明治维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国强兵”，同时还包含了制度上的“变法”，所以在这一时期具有儒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对此多持疑虑。比如，1881年朝鲜曾经派出了大型赴日考察团，而这个“朝士视察团”的大多数成员也对明治维新采取了二分法，一方面赞赏其物质文明的成就，一方面对日本全盘西化表示疑虑和反对。[15]当然，前述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还属于“走马观花”式的感想，真正称得上对明治维新和日本进行深入细致考察的文献还要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黄遵宪从1877年起出任清政府的驻日参赞，就在王韬访日并结识了黄遵宪的1879年冬，黄遵宪开始着手《日本国志》的写作，几经周折、增补历时8年最终成稿，而正式出版则又是等了8年。《日本国志》是一部对日本历史和现实进行全方位考察的重要著作，黄遵宪在书中对维新前奏的王政复古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力求符合史实本来面貌，并且还同步记录了正在进行的维新变革。对于明治维新的根本动力，黄遵宪在其“外史氏曰”的短评中认为这是“势”之所驱，而非某个人或团体的意志。

德川氏之盛时，诸侯凡二百六十余国。……以故父老子弟不见兵革，世臣宿将习为歌舞，弦酒之欢溢于街巷，欢虞酣嬉，二百余载，可谓盛矣。夫源氏种之，织田氏耕之，丰臣氏耘之，至德川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曰：“封建之势，天也，非人也。”岂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效乎？然如津岛之萨摩，毛利之长门，锅岛之肥前，始于足利、织、丰、之间，袭于德川之世，族大宠多、兵强地广，他日之亡关东而覆幕府，又基于此。斯又人事之所料不及者矣。[16]

“封建之制”对于德川氏而言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黄遵宪看来大势所趋，首先就体现在“变封建为郡县”的制度变化上，而其背后的推动力非别恰恰是“汉学之效”[17]，即《春秋》学说的普及。他说“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倾幕府也；后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倾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诗书之泽，销兵戈之气，而其末流祸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说而亡，是何异逢蒙学射，反关弓而射羿乎？”[18]其次，这种势的推动还体现在维新后的制度变革上，黄遵宪分析指出，由于德川时代的封建统治导致了“上之于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所以维新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务结民心”，日本才采取了“悉从西法”的改革措施。[19]另一方面，就在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期间，日本国内围绕立宪法、开国会也展开了各种斗争。而这一切，黄遵宪同样认为也是因“势”所致。

独于泰西最重之国会，则迟迟未行，曰国体不同也，曰民智未开也，论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愿矣。今日令甲，明日令乙，苟有不便于民，则间执民口曰西法西法；小民亦取其最便于己者，促开国会亦曰西法西法。此牵连而并及者，亦势也。[20]

就在这种“势”的推动下，黄遵宪记载说“朝廷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其究竟，不敢知矣”。[21]可以看出，在黄遵宪的笔下，明治维新首先是由于“汉学之效”引发的、以“尊王攘夷”为名义打破德川封建之制的“顺人心”的政权交替，同时还是一场为了“结民心”而展开的“悉从西法”的社会变革。因而，这一变化过程是渐进的，且不是一帆风顺的。黄遵宪对此也毫不讳言，比如他指出维新“其所失，在易服色，变国俗，举全国而步趋泰西，凡夫礼乐制度之大，居处饮食之细，无一不需之于人，得者小而失者大，执政者初不料其患之一至于此也。迩年来，杼柚日空，生计日蹙，弊端见矣”。[22]表面上，黄遵宪的看法与王韬等人类似，担忧日本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这是明治维新的复杂性在作为记录者的黄遵宪笔下的真实反映。随着维新成果的逐渐显现，也随着黄遵宪对日本和西方了解的日益加深，到后来他很自然地对明治维新给予了全面肯定。[23]他在《日本杂事诗》的自序中就透露说，“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24]。综上可知，在黄遵宪眼中，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一蹴而就，可谓是一个在历史大势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错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现代研究者对明治维新过程的看法。[25]

二 “变法”

《日本国志》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筹划变法的人士的关注，梁启超曾评价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26]而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更是将《日本国志》作为变法的主要参考。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进呈过《日本变政考》一书，一般认为在此书中康有为直接借鉴了许多《日本国志》的内容，包括像“哲学”这样的新词汇都是转引自《日本国志》。[27]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论与黄遵宪的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删改了一些历史事实。比如，他将宣布五条誓文的时间由历史上的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改为明治元年正月元日，[28]还将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等官制改革由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1868年1月3日）改为明治元年正月二日。[29]此外在《日本变政考》中对于明治维新的前奏也即包含着戊辰战争的王政复古的史实也没有任何详细的介绍，除了因为康有为本人不赞成武力斗争外，[30]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康有为对明治维新这一历史过程性质的判断。从结论上讲，康有为并不看重作为政权更替的王政复古的重要性，也不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不断探索的社会变革，在他眼里明治维新是一场由“顶层设计”推动下的“变法”运动。所以，在《日本变政考》中不需要记载武力讨幕的史实，一切维新的历史过程都要按照“变法”的逻辑被重新安排。比如，他将维新比作改造新房，“而改作新室，又必先选匠人，绘定图样，而复鸠工庀材，匠人又必通土木学者乃能为之”[31]。按照康有为的逻辑，明治维新就如同建房是设计出来的。不过，中国的重构显然不是建造新房而是“二手房”的重装，康有为在这里忽视了如何处理原有“装修”的课题。

其次，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宣扬了一种“制度决定论”，书中有很大篇幅介绍日本各种政治制度的沿革。他反复强调“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彼日本所以能推行各种富强之政者，以改变官制、扫除积弊故也”[32]。而“日本变法所以能有成者，以其变官制也。而其最要者，尤在分议政、行政为二官”[33]。不过，官制在制度中还不是最重要的，康有为在一段颇为著名的变法论中不仅指出“变法”“定国宪”乃是根本，而且也将“制度决定论”的思维表达得淋漓尽致。

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34]

这种富强源于变法，变法基于宪政的“制度决定论”思维的影响是巨大的，[35]乃至日后当中国思想界许多人都在拿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寻求日本富强的原因，并把这一原因归结于日本实行了立宪政治之时，重视各国历史沿革的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不得不对此思潮提出质疑，他在分析了英德日的政体变革与国运盛衰后曾总结指出，“（以德国为例）如此看来，也不知道国运的盛衰到底是否只与立宪政治有关。……就结果而言，国家的盛衰根本上恐怕未必与政体有关”[36]。显然，内藤湖南的分析是更加贴近于历史事实的。当然康有为还没有到“指鹿为马”的程度，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前后经历了二十余年，康有为不可能完全不顾实际将其简化为一蹴而就的制度变革，他也清楚“欲由粗而求精，变通而尽利”必须要“朝立而夕废，日增而月改”。[37]但问题在于，在康有为的构想中，由于明治维新已将试错过程展现，同时维新的关键又在于“变法”，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维新”就不再是难事，成为一场彻底的由上而下推动的制度改良。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的结论部分中说，

然日本政经百变，几阅欧美之考求，几经再三之改错，而后得此。我坐而用之，其事至逸，其途不误，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未有易于此者矣。其条理虽多，其大端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38]

康有为这种对明治维新的抽象概括，在思想的逻辑上虽然通顺，却与历史演变的逻辑不符，忽略了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多重偶然性与可能性。历史本身自然拒绝了这种简单的“变法路线图”，而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笔者绝非在此苛求古人，通过前述分析目的是要挖掘出康有为明治维新论中思维特质的一个侧面——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化思维逻辑也许是“他者”在观察历史进程时存在的普遍现象。那么，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们又都感受到了什么呢？

三 “革命”

首先，所谓明治维新是否是一个统一而连贯的过程呢，作为维新亲历者的福泽谕吉给予了否定回答，比如从“王政复古”到“废藩置县”等一系列国家制度的变化，他就不认为这是一个由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推动的改革。关于“废藩置县”改革的原因，福泽谕吉分析指出“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日文原文为‘時勢’——笔者注）者的臆测”[39]。原因在于“尊王”与“攘夷”的口号即便能够为倒幕提供舆论支持，但在逻辑上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废藩置县”“四民平等”等废除武士阶级特权的一系列改革，更何况推动明治维新进程的是萨摩、长州等少数雄藩，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的“自我革命”呢。福泽谕吉所指出的“时势”就是郁积在人们心中的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憎恨。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40]

所以明治维新“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要讨伐“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41]。这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福泽谕吉冷静分析这一变革过程后而得出的结论。他所经历的维新并不是一个目标明确、方法清晰的变革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变数甚至前后矛盾的政权革命过程。因此，福泽希望找到一个足以说明维新原因的解释，最终他找到的是厌恶门阀专制的“时势”。在这种“时势”下，虽然维新的口号是“尊王攘夷”，但经过几番曲折最终还是走向了结束封建身份等级制的社会革命。不过即便是福泽谕吉，在王政复古的进行时刻他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认清这一“时势”，在晚年回忆为什么拒绝与明治政府合作参与维新事业时，他说“我之所以讨厌政府，归根结底，在于我有一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明治政府是个守旧的攘夷政府。我最讨厌攘夷了，我认为如果主张攘夷，那么即使政府改变了，国家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日本将四分五裂。没想到后来政府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康庄大道，真是可喜可贺。然而我当时无法预测会有今天的情景，只以当时的情况来评价”[42]。与其说福泽谕吉没能预测到，倒不如说是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时没能让福泽谕吉感受到除“攘夷”以外维新还有什么明确的“初衷”[43]。

明治维新过程的不确定性还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构想的变化上。西乡隆盛在1859年的“萨土盟约”中曾提出构想，建立以列藩为基础的两院制议会——由包括德川将军及各大名组成的上院与由各藩家臣组成的下院，此想法一直延续到“大政奉还”之时。[44]这个方案很显然与明治日本的政体大相径庭。而1862年起作为英国外交使团翻译的萨道义也亲身经历了维新前后的全过程，在1868年年初明治政府颁布“太政官”制时，他得到了大隈重信的对改革的解释。大隈向其说明“太政官”中“行政”之职是借鉴了美国宪法中总统及其幕僚组成的定义，而萨道义本人也嗅到了些许“政党分赃制”的气味。[45]不过正如萨道义本人所叙述的那样，明治初期的政治安排最终还是被伊藤博文主导的《明治宪法》所取代了。但明治维新对伊藤博文而言，首先却并非立宪意义上的改革，早在1869年伊藤担任兵库县知事时他便上书，提出了将全国兵马大权统归朝廷的中央集权化改革建议。[46]与黄遵宪相同，伊藤博文晚年回忆时也认为明治维新首先实现了由“封建”到“郡县”的变革，他说：

余少时爱读山阳（赖山阳，笔者注）之《日本政记》，感慨彼之勤王论。同时，想到我王朝盛时行今日所谓郡县之制，深感此制度乃我王朝之生命。之后赴英国留学，目击欧洲诸国亦实施郡县之制致国家隆盛，愈加确信必须废除封建之必要。[47]

而同为维新功臣的大隈重信后来在评论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状况下的清末立宪改革时也指出，立宪的基础在于中央集权，这是立宪的“必要之案件。……日本在封建时代宛如今日之支那，然维新后改此制，统一税权……国家财政困难得到救济”[48]。从伊藤和大隈的话可知，如果说明治维新的主体在制度变革上有什么目标的话，那么这一目标首先也是“变封建为郡县”而并非立宪，更谈不上“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很显然，明治宪政体制并非维新的直接成果，而是经历了2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后的结果。

维新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在福泽、伊藤、大隈的后一代日本人眼中，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了。竹越與三郎（1865—1950年）在1891—1892年先后出版了两卷《新日本史》，这套书的题目并非“新的日本史”之意，而是“新日本的历史”。在书中他用“维新革命”一词来概况从王政复古到明治宪法颁布前后二十余年的历程。在下卷中，竹越用“代朝革命”来指代王政复古，而对于政权以外的变革则使用了“社会的革命”一词来指称。在竹越看来，明治以来的变化是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革命，不过这场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同并非是“复古的革命”——虽然一开始这场变革被称为“王政复古”，但很显然革命政权采取的并非神武天皇时期的制度。正如现在有研究指出的那样，维新时强调复古的意义无非是要创制出一个新的具有超越性的终极权威用以推动之后的变革，[4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复古”最终才实现了“维新”。同时，竹越还认为“维新革命”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同，并非是“理想引发的革命”。那“维新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

不幸的是历史与既有的制度中没有自由快乐的光明，充斥着被压抑的惨状，国民的胸中也毫无理想，眼前一片黑暗，在后无希望、前无光明之国家中的革命，既不可能是理想的，也不可能是复古的，只不过是无法忍受现在的痛苦而发生的，可将其命名为真正的迷茫之中的“乱世革命”……[50]

对于明治维新这场充满变数的历史进程，竹越最终选择了用“乱世革命”一词来形容，既不是单纯的王权复辟，又没有什么高远新奇的理论口号，这恐怕是明治维新与光荣革命和美法两国革命在呈现状态上的最大区别。所以，如前文所述在亲身经历过明治维新的一部分日本政治家、思想家的眼中，明治维新并非是一个预设好的完整的变革过程，而是一场受破除封建门阀之“时势”推动的，在“复古”名义下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基础之上展开的不断试错的政治、社会革命。如果考虑到英语中的“Revolution”本身就含有“恢复”和“革新”的双重含义的话，[51]那么明治维新的英译恐怕为“Meiji Revolution”而非单纯的“Meiji Restoration”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