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理论与方法
本书在前人时贤相关研讨基础上进行，吸取既往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近年公布的新材料，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尝试以马克思、恩格斯相关国家起源理论，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宏观理论指导，对先秦服制与中国早期国家社会进行长时段考察。恩格斯探讨国家起源的理论学说影响甚大，西方学术界探讨前国家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国家形态演进等问题，虽提出很多理论假说，但研究方法并未超越恩格斯，甚至可以说都受到恩格斯的相关论析影响或启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探讨前国家社会形态、阶级与国家起源、国家形态演进、古代社会形态等问题时，亦多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或以其理论为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道路。
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时间理论”影响甚大，其理论着眼于探讨影响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并将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的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到微小的作用。[32]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中国早期国家的长时段内，政治制度变迁对社会演进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但政权的更迭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以及按照宗族发动族众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变化不大。早期国家的不同阶段的区别如同孔子所述三代礼制的“损益”一样[33]，应是同大于异。氏族、宗族组织是早期国家阶段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早期国家的建构与发展中，以族为单位进行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故而决定了早期国家阶段国家的形态与国家治理的方法。
在早期国家理论视阈下，对先秦服制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服制起源及先秦服制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及初步发展中的作用。具体研究中尝试并探索运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通过解析传世文献所述先秦社会形态、国家建构方式，与具体的考古遗址、考古遗迹、考古实物、出土文字材料等结合起来，对本课题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系统探讨。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建立与服制关系展开研讨，讨论服制起源与国家起源关系，先秦服制中蕴含的国家认同内涵，先秦服制所体现国家治理社会的功能，服制在王朝更替、社会变革中的适应性和调整等重要理论与实证问题。
[1] 参考晁福林《先秦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53页。
[3] 参考拙文《释西周金文中“服”字义——兼说周代存在“服”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及《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第一章“商周时期的服制形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4] 王贵民：《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按此说实本杨筠如《尚书覈诂》对《酒诰》的注解。
[5] 徐中舒、唐嘉弘：《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对此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卢中阳《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赵世超《服与等级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一文，对此问题再加阐述。
[6] 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7]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
[8]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9]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18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12] 以上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56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页。
[15] 晁福林：《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6] 该书1943年出版于重庆，1948年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题，由新知书局出版了修订版，1955年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7] 都市国家论参见[日]貝塚茂樹《中國の古代國家》，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年版，第38—53頁；[日]宮崎市定：《中國古代史概論》，京都同志社1955年版，第1—35頁。《中國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國家か》，《史林》第33卷第2號，1950年，第1—20頁。邑制国家论参见[日]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構造》，岩波講座《世界历史》4《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Ⅰ》，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49—100頁。
[18] 参见[日]岡村秀典《中国古代王権と祭祀》終章《中国の国家形成》，東京学生社2005年版。
[19] 该说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初，详细论证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125页。
[20] 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1] 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质与时代》，《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张利军：《清华简〈厚父〉与夏代服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0页。
[22]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页。
[23] 关于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的国家形态，西周为宗法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参考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四章“社会性质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4] 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25] 虽然学术界对于禹治水成功“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之事尚存争议，但认为禹治水经历了较大的区域，得到了诸多族氏的支持，应是可以信据的。
[26] [荷兰]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胡磊译，《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1页。
[27]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49页。
[28] 关于“天下国”，据梁漱溟先生说此说为民国时期学者罗梦册先生所提出，认为“中国一面有其天下性，一面又有其国家性，所以是‘天下国’”。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2页。罗志田进一步指出“天下”与“中国”的同一性不仅是历史客观现象，同时也是中国古人普遍的政治观念。参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载陈平原主编《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400页。
[29]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总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0]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总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1] 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32]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页。
[33] 《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