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经学视野下的先秦服制研究述要

《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将先秦服制中的贡赋制度建立的时间追溯到虞夏时代，其史源主要是先秦典籍。先秦服制见载于传世和出土先秦典籍，《尚书·禹贡》记载了舜及禹时期服制建立的情况，禹奉舜命治理洪水，由伯益与后稷、皋陶襄助，以大禹为首的治水团队治理九州范围的洪水，记录九州物产土壤等信息，根据九州土物确定其内臣服族邦的贡赋。其后又记载有“五服”职贡，似亦与夏代的服制有关。《尚书·酒诰》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是商代服制中的职事内涵。《逸周书·伊尹朝献》载有成汤命伊尹所作“四方献令”，应是商代服制中贡纳内涵的反映。《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征伐犬戎，述及先王五服制度，“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是谓周代之五服制度。

汉代以后的经学研究对这些典籍进行训诂解义，涉及对先秦服制问题的理解和阐发，如对《尚书》《逸周书》《诗经》《周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先秦经典的注解，为后世理解先秦典籍所载服制相关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 以《尚书·禹贡》为中心的虞夏服制研究

虞夏时期服制的建立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尚书·皋陶谟》载禹自述治水时的社会状况，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禹所述洪水来势汹汹，浩浩汤汤包围了山岳，淹没了丘陵，百姓有没溺之患。禹亲赴指挥，循行山岳刊削树木以为表识。与伯益一起向百姓发放山林水泽之生鲜食物。禹疏通九州的河流，使之入海，修通沟渠引导洪水入河流。与稷一起教民播植百谷、果蔬。调动物资，以有余补不足，百姓得以吃到粮食，故万邦才得以安定。

禹自述其治水之艰辛，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眷，忙于完成治水大业。《尚书·皋陶谟》载：禹谓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孔传：“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孔疏：“水土既平，乃辅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孔疏释传：“据《禹贡》所云五服之名数，知五服即‘甸、侯、绥、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五千里也。王肃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数。若其迴邪委曲，动有倍加之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辅成之’者，谓每服之内，为其小数，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辅成之也。……郑玄云：‘辅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2]蔡沉《书集传》：“五服，甸、侯、绥、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远近以辅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内，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当专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东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弼者，《释诂》云：‘辅也。’服者，《释诂》云：‘采、服，事也。’反覆相训，即采地之名。郑注《职方氏》云：‘服，服事天子也。《诗》云“侯服于周”。’韦昭注《周语》云：‘服，服其职业也。’五服者，《禹贡》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至于五千者，甸服在千里之内，侯服在二千里之内，绥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在四千里之内，荒服在五千里之内。”[4]自孔传、郑玄、王肃、蔡沉、孙星衍皆训弼为辅，然对文意理解有别，仅郑玄认为辅成是在每服五百里之外再增五百里，则为直万里之说。其他学者皆以为禹辅成在于规划每服五百里内再定区划、制定贡纳差品。

图1—1 郑玄解《皋陶谟》“弼成五服”图（取自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页）

《尚书·禹贡》载禹治水“弼成五服”的具体情况：“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5]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图1—2 《禹贡》五服图（取自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页）

孔传释“五服”：“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侯服之内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同为王者斥候，故合三为一名。绥，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奋武卫，天子所以安。绥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简。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简略。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随其俗。凡五服相距为方五千里。渐，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与王者声教而朝见。”[6]

孔疏论“五服”：“甸、侯、绥、要、荒五服之名，尧之旧制。洪水既平之后，禹乃为之节文，使赋役有恒，职掌分定。甸服去京师最近，赋税尤多，故每于百里即为一节。侯服稍远，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内各为一节，三百里外共为一节。绥、要、荒三服去京师益远，每服分而为二，内三百里为一节，外二百里为一节。以远近有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谷，故发首言赋税也。赋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内每皆言‘纳’。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纳’者，从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举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贡不入谷。侯主为斥候，二百里内徭役差多，故各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后二百里，举大率为差等也。”[7]孔疏评论汉儒对“五服”的理解：“凡五服之别，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别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五千里也。贾逵、马融以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数，去王城千里。其侯、绥、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为方六千里。郑玄以为五服服别五百里是尧之旧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间更增五百里，面别至于五千里，相距为方万里。司马迁与孔意同。王肃亦以为然，故肃注此云：‘贾、马既失其实，郑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广土。土地之广三倍于尧，而《书》传无称也。则郑玄创造，难可据信’。”[8]

蔡沉《书集传》释“五服”及各服内的区划：“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铚，半稿也。半稿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铚、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于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谷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稿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稿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侯服者，侯国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国也。诸侯，诸侯之爵，大国、次国也。先小国而后大国者，大可以御外侮，小得以安内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为三等也。绥，安也。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绥服内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要服去王畿已远，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传》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9]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注：“郑康成曰：‘甸服者，尧制，赋其田使入谷。禹弼其外。百里者赋入总，谓入刈禾也。二百里铚。铚，断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颖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远弥轻也。甸服之制，本是纳总。禹为之差，使百里从之耳。’”疏：“云‘禹弼其外’者，郑以禹广辅尧之五服。百里，是甸服之外百里，去王城六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去五百里甸服之数，与史公及古说异也。”[10]注：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马融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拒，去不禁，流行无城郭常居。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铚、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绥、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为方六千里。”郑康成曰：“蔡之言杀，减杀其赋。”郑康成曰：“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言蛮，蛮之言缗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也。尧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后，每服更以五百里辅之，是五服服别千里，故一面而为差至于五千也。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11]孙疏主要述郑玄、马融之说，并未提出新的解说。

综上，经学家对《禹贡》所载“五服”的理解或有不同，主要是郑玄主张“弼成五服”为禹在尧时五服基础上有所扩展，每服五百里为尧时旧制，禹治水成功，每服增加五百里，五服各服千里，土广达万里。其他学者并未提及尧时是否有五服制，皆谓五服各服五百里，土广五千里，乃为禹治水成功后所创建。也就说《禹贡》所载各服后面的具体情况，如“五百里甸服：百里纳赋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后面的文字是具体说明甸服的情况，还是甸服外至侯服之间的情况，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郑玄取后一种理解。郑玄认识的基础在于，认为尧时期已经存在五服制度。其认识的症结在于“弼成五服”的理解，皆据《尔雅·释诂下》：“弼，俌也。”如《史记·夏本纪》作“辅成五服”，但郑玄却解释为“辅五服而成之”。然而从《禹贡》上下文意分析，及孔疏、蔡传来看，每服后面的文字应是阐释说明该服的具体情况，可能更令人信服。郑玄所谓尧时旧制没有任何的依据，所以其所论未被古代学术界认可。

二 以《尚书·酒诰》为中心的商代内外服研究

《尚书·酒诰》记载周公言：“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

孔传：“于在外国，侯服、甸服、男服、卫服。国伯，诸侯之长。言皆化汤畏相之德。于在内服，治事百官众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自外服至里居，皆无敢沉湎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饮酒。所以不暇饮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12]孔传是以诸侯国解释外服，以周代五服服名理解商代外服职事称谓。孔疏：“于是在外之服侯、甸、男、卫、国君之长；于是在内之服治事百官众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于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无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饮。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显明；又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饮。是亦可以为法也。”[13]孔疏之意重在解释孔传。宋蔡沉《书集传》：“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则有侯、甸、男、卫诸侯与其长伯，在内服则有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国中百姓与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14]将外服理解为侯、甸、男、卫名号的诸侯及诸侯之长。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解释外服谓：

《周语》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注云：“甸，王田也。服，服其职业也。自商以前，并畿内为五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服，侯圻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卫圻。”据此是“卫”上有“采”。《康诰》曰：“侯、甸、男、采、卫。”经文盖省“采”字。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帅。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盖即方伯也。[15]

孙说据《国语·周语上》所载甸服、侯服、宾服及韦昭注以及《康诰》“侯甸男采卫”，认为《酒诰》之外服应为侯、甸、男、采、卫，邦伯即方伯。实际上这是据《周语上》所述周代五服制度及韦昭注来解释商代外服制，显然存在问题。另外《康诰》所述亦为周初之制，五服为服名，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为身份称谓，属于不同的系统，似不能随意互解。

孙星衍解释《酒诰》之内服谓：“《释诂》云：‘僚，官也。’‘庶，众也。’《释言》云：‘尹，正也。’‘亚，次也。’‘服，事也。’惟亚，谓正官之倅，惟服，谓任事者，其士与？宗工，谓宗人。百姓里居，谓百官致仕家居者。”[16]关于“里居”，王国维根据史颂簋铭文认为是“里君”之讹[17]，令方彝铭文亦有基层长官“里君”（《集成》9901）之称。

与商代内外服制度有关的还有《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商书》，是篇载：

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请令以鱼支之鞞、□鲗之酱、鲛盾、利剑为献。正南……请令以珠玑、珻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駃、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马的名字应作“騊駼、駃騠”。

《王会》篇结束，紧接着有“《伊尹朝献·商书》不《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涉及《伊尹朝献》文本性质，唐大沛云：“古《商书》中有此篇，今《周书》簿录中以事与《王会》相类，故取来附录之。”“《伊尹朝献》一书文不过二百余字，简古可爱，其为商时古书无疑。因作《王会》者附录之，以传至今数千年，当与商之鼎彝并宝矣。”[18]潘振、陈逢衡、丁宗洛等亦认为该篇为《商书》之一篇。王应麟本以“不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为注文。孔晁注本于此十字下无注，或可认为此即为孔晁注文。然孙诒让云：“此十字疑刘向校书时所加。若《晏子春秋》、《韩非子》常有此例，恐未必是孔注也。考《汉书·艺文志》无《商书》而小说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疑《朝献》即《伊尹》书之一篇。秦汉人录附《周书》，而刘向校定，遂因而存之耳。”[19]对于《伊尹朝献》文本的研讨，主要集中于《逸周书汇校集注》所引各家之说，此不备举。

三 对《国语·周语上》等典籍所载周代服制的阐发

1.《国语·周语上》载“五服”制度

《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谏周穆王征伐犬戎时，追述先王时期的制度建设：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关于甸服，韦昭注：“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商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书》曰‘五百里甸服’，则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职业也。自商以前，并畿内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内更制天下为九服。千里之内谓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谋父谏穆王，称先王之制犹以王畿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习也。故周襄王谓晋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也。《周礼》亦以蛮服为要服，足以相况也。”[20]

“邦内甸服”，董增龄疏：《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史记·夏本纪》“五百里甸服”，《正义》（按实为《集解》）：“孔安国曰：‘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内。’”是夏之甸服即周之王畿。故《汉书·严助传》颜注：“封内谓封圻千里之内（也）。甸服，主治王田以共（供）祭祀也。”《周礼·甸师氏》“帅其属而耕耨王籍”，故以公邑甸地之义名官。孔、颜之义殆本诸此。[21]

关于侯服、宾服，韦昭谓：“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诸侯之近者，岁一来见也。此总言之也。侯，侯圻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谓之宾服，常以服贡宾见于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卫圻，《周书·康诰》曰‘侯、甸、男、采、卫’是也。凡此服数，诸家之说皆纷错不同，唯贾君近之。”[22]“邦外侯服”，董增龄疏：《史记·夏本纪》“甸服外五百里侯服”，《正义》（按实为《集解》）：“孔安国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汉书·严助传》颜注：“侯，候也，为王者斥候。”《周礼·职方氏》郑注：“服，服事天子也。《诗》云‘侯服于周’。”[23]“侯卫宾服”，董增龄疏：《禹贡》疏引韦昭注以文武侯卫为安，王宾之，因以名服。《汉书·严助传》服虔注（引者按，当作颜师古注引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卫服。宾，宾见于王也。侯、卫二服同为宾也”。服氏之意，内举侯，外举卫，以包五圻也。[24]韦昭注、董增龄疏皆受《禹贡》《周礼》所载“五服”“九服”影响，以之解《国语》之“五服”，可作为参照，但不应以彼五百里之数来约束周之“五服”。“侯、卫宾服”，侯、卫非为服名，乃诸侯称谓。

关于要服、荒服，韦昭谓：“蛮，蛮圻。夷，夷圻也。《周礼》，卫圻之外曰蛮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礼》行人职，卫圻之外谓之要服，此言蛮、夷要服，则夷圻朝贡或与蛮圻同也。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也。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也。四千五百里为镇圻，五千里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与戎、狄同俗，故谓之荒，荒忽无常之言也。”[25]韦昭以《周礼·大行人》解“要服”“荒服”，实不可取。“蛮夷要服”，董增龄疏：蛮者，慢也。《王制》曰“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孔传“要束以文教也”。《汉书·严助传》颜注：“又在侯卫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来之耳。[26]“戎狄荒服”，董增龄疏：《后汉书》：“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是羌即戎也。《史记索隐》张晏云：“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于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杜预云：“山戎，北狄”，无终三名，是狄亦得名戎。《风俗通义》：“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尚书》马融注：“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是说荒服之义也。[27]

关于五服的职责，综合韦昭注等概括如下：甸服者供日祭之物，祭于祖、考也，谓上食也。侯服者供月祀之物，月祀于曾、高也。宾服者供时享之物，时享于二祧也。要服者供岁贡也，六岁一朝见也，岁贡用于祭壇、墠也。荒服者王事天子，朝见嗣王，新首领即位亦来朝见王。[28]祭公还追述了周王朝对五服的管理办法：五服若不尽责，周王朝则通过修意、言、文、名、德，感召五服尽责。如此还有不尽责者，则动用刑诛。

2.《逸周书·王会》所载“四服”

《逸周书·王会》载诸侯会盟，“内台西面者正北方，应侯、曹叔、伯舅、中舅[西方东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29]，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

王应麟云：“服，言服王事也。比，近也。以《职方》九服约之，比服，其侯甸。”陈逢衡云：“比服即《周礼》之采卫。比，犹亲也。则此比服盖谓去侯服不远，有依比亲密之义。”丁宗洛云：“比，辅也。附近王畿之地也。”孙诒让云：“以《国语》考之，‘比’当为‘宾’，一声之转。《禹贡》‘珠’，《说文·玉部》作‘玭’，是其例也。此比服、要服、荒服，即《周语》所谓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也。”[30]比较而言，孙诒让说可取。应侯、曹叔、伯父、中子，伯舅、中舅，为同姓诸侯和异姓姻亲诸侯，可能相当于《周语上》的侯服诸侯，与比服、要服、荒服构成四服。关于要服，孔晁云：“此要服于比服转远。”王应麟云：“要服，其男、采、卫。”陈逢衡云：“要取要约之义。《大行人》在甸、男、采、卫之外，即指夷狄之近者。”孙诒让云：“要服当在四千里之内。”关于荒服，王应麟云：“荒服，其蛮夷镇蕃。”孙诒让云：“荒服当在五千里之内。”[31]《王会篇》述完成周之会八方族邦所献贡物之后，云：“夏成五服，外薄四海”，继而述及四海族氏所献，终言“咸会于中国”。

3.《周礼》所载服制形态

《周礼·夏官·大司马》云：“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作为九法之一的“施贡分职以任邦国”，具体表现在：“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郑玄注：“畿，犹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礼差之书也。政职，所共王政之职，谓赋税也。故书畿为近。郑司农云：‘近当言畿。《春秋传》曰：“天子一畿，列国一同。”《诗·殷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孙诒让疏：“九畿，即《职方氏》之九服。国畿，为王国，不在其数。……分建畿服，肇自唐虞，周沿厥制，而数则迥异。”[32]

国畿之外的“九畿”于《职方氏》则为“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以王畿之外有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蕃服。

郑玄注：“服，服事天子也。《诗》云：‘侯服于周’。”孙诒让疏：“乃辨九服之邦国”者，职方制畿服之官法，受之大司马者也。自王畿外，极五千里，四方各以远近分画为九服。自采服以内，与《书·禹贡》五服里数同，而服名则异。服各有界限，故《大司马》谓之九畿，详彼疏。云“方千里曰王畿”者，谓建王国也。《大司马》云“国畿”，《大行人》云“邦畿”，义并同。畿，《周书》作“圻”，字通。孔注云：“圻，界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者，《大行人》作“要服”，以内六服两面共七千里，即前九州之地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者，《大司马》作“蕃畿”，《大行人》注亦作“蕃服”，藩正字，蕃同声假借字。此夷镇藩三服，即《大行人》所谓蕃国在九州之外者，亦即《布宪》所谓四海是也。畿服名制，详《大司马》疏。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者，谓九服之内同服事天子，故皆以服为名。《职方》孔注云：“服，言服王事也。”《国语·周语》韦注云：“服，服其职业也。”说并略同。[33]

《周礼·秋官·大行人》则载六服与蕃国，及其各自朝贡。《大行人》云：“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以邦畿之外有六服及蕃国，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以及九州之外的蕃国。

郑玄注：“要服，蛮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贡之岁，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祀贡者，牺牲之属。故书嫔作频。郑司农云：‘嫔物，妇人所为物也。《尔雅》曰：“嫔，妇也。”’玄谓嫔物，丝枲也。器物，尊彝之属。服物，玄纩也。材物，八材也。货物，龟贝也。”[34]然与《职方氏》所载九服比较，《大行人》之“要服”，《职方氏》则对应列有“蛮服、夷服、镇服”，郑玄直以要服为蛮服，使《职方氏》与《大行人》所载服制差异不可调和。如前举孙诒让则认为：“此夷镇藩三服，即《大行人》所谓蕃国在九州之外者，亦即《布宪》所谓四海是也。”据此《大行人》之蕃国，或可总括夷、镇、藩三服。

图1—3 《周礼》九服、九畿、六服图（取自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畿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页）

以上《周礼》所载九服、六服皆强调畿服之别，邦畿或王畿之内无服王事，邦畿之外分为九服或六服，以服王事。服王事的具体内涵，据《大行人》则为朝见、贡纳，据《大司马》则为贡、职、赋税，综合言之，服王事具体表现为以朝见听从王命为主的服事、献纳贡赋、践履职责三个方面。邦畿之内无服与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六服或九服的服名也与《国语·周语上》有较大差异，应是融合了诸侯等邦内外君长称谓侯田男卫采与服名甸服、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创造出来的服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