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IBD病程迁延反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耗费卫生资源，对患者、家庭及社会均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制订防制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因此，研究IBD的流行病学特征，对于该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IBD最初发现于西方国家，其中CD由Burrill Bernard Crohn于1932年首次进行描述为局限性或节段性回肠炎 ^［1］，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定名为Crohn’s disease。现在IBD可以被称为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疾病，但在不同国家、地区、种族人群的发病率有显著性差异。北欧、英国和北美等发达地区IBD发病率较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病率相对较低 ^［2］（见文末彩图3-1、图3-2）。这种明显的地域和种族差异原因至今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不同社会工业化程度、不同的饮食、生活习惯及生活环境、基因遗传背景等有关。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IBD发病率也处于较低水平，50年代以后呈上升趋势，至80年代达到高峰 ^［3］。既往50年间，西方国家IBD发病率渐趋稳定。2012年一篇系统综述报道北美和欧洲UC最高年发病率分别为19.2/10万、24.3/10万，CD最高年发病率分别为20.2/10万、12.7/10万 ^［4］（表3-1）。但最近一项跨越14个欧洲国家，31个研究中心，纳入1515名IBD患者（813名UC，535名CD）的大型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报道，法罗群岛UC年发病率高达31.5/10万，成为迄今全世界UC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该研究还发现，东欧各国IBD发病率与患病率持续地增长，但总的来说仍低于西欧各国。欧洲东、西部UC的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4.1/10万、10.8/10万，CD的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3.1/10万、6.5/10万 ^［5］。大部分欧洲国家IBD发病率还存在北方高于南方的差异分布现象，欧洲南、北部UC的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8.7/10万、11.8/10万，CD的年平均发病率分别为3.6/10万、6.3/10万 ^［6］。欧洲各国中，IBD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为法罗群岛（UC 31.5/10万，CD 10.5/10万，IBDU 39.4/10万），其次依次是瑞典、丹麦、冰岛、芬兰（表3-2）。美洲的IBD发病率同样呈现出北美高于拉丁美洲的阶梯变化，北美中又以加拿大UC、CD发病率最高，东南部的新斯科舍省统计2006年的UC、CD年发病率达19.2/10万、20.2/10万 ^［4］（表3-3）。

近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的IBD发病率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地区的IBD患者住院率较15年前上升了2.7倍，新西兰报道CD的发病率高达16.5/10万，因而成为IBD新增的高发地区 ^［7］。这两个地区IBD的发病率趋向于欧美国家，可能主要是由于殖民地的影响，但是新西兰具有波利尼西亚血统的贫穷人口中IBD发病率非常低 ^［8］。除加拿大、少数欧洲及大洋洲地区外，世界各地UC发病率普遍高于CD ^［2］。

IBD患病率研究不如发病率普遍，北美和欧洲UC最高年患病率分别为248.6/10万、505/10万，CD最高年患病率分别为318.5/10万、322/10万（见表3-1） ^［4］。图3-3所示为美国明尼苏达州1965—2001年UC、CD患病率的变化 ^［4］，进入21世纪后，IBD患病率增长幅度较前降低，呈稳定增长趋势。目前IBD患病人群在美国高达140万人，而在欧洲则约有260万人，其中英国25万人 ^［9-10］。

20世纪80年代前，亚洲地区IBD少见报道。然而近30余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诊断水平的提高，关于IBD的报道逐渐增多，但较西方国家仍偏低。亚洲地区UC最高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6.3/10万、168.3/10万，CD最高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5.0/10万、67.9/10万 ^［4］（见表3-1）。

我国早期由于IBD发病率较低，临床医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性，CD和肠结核难以鉴别等原因，开展IBD的流行病学调查较晚。大部分IBD流行病学资料来源于住院病例和临床分析的报道，近两年有少数医院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流行病学研究。基于人口的最新研究显示我国广州地区IBD发病率最高，其次是香港和澳门，这3个城市化地区的IBD年发病率从过去的0.54/10万升至3.44/10万。武汉年发病率达1.96/10万（UC 1.16/10万～1.75/10万，CD 0.33/10万～0.68/10万），然而西安IBD年发病率不到1.0/10万，我国IBD发病率低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与日本相当 ^{［9，11-12］}。1990—2003年覆盖我国11省市23家医院的达3100 例UC患者调查显示，我国UC年患病率粗略为11.62/10万 ^［13］。Zheng等 ^［14］分析55年来我国有关以医院为基础的CD报道，得出CD年发病率为0.85/10万，年患病率为2.29/10万。基于1989-2003年这15年间的我国炎症性肠病文献分析，一共有143 511例IBD患者（UC 140 114例，CD 3397例）被报道，1999—2003年的CD发病率较1989—1993年增高了8.5倍 ^［15-16］。2003年住院率较1990年增高了2.78倍 ^［17］。而21世纪中国的数据显示IBD例数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2.5倍，尤其是CD患者增加了15.7倍。关于IBD基础研究的数量增加了4.3倍，特别是关于免疫机制的部分增加了9.9倍 ^［18］。

亚洲其他国家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呈逐年增长趋势。韩国1986—1990年UC和CD发病率分别为0.34/10万和0.05/10万，2001—2005年增至3.08/10万和1.34/10万 ^［19］。日本1991年UC和CD患病率分别为18.1/10万和5.9/10万，2005年增至63.6/10万和21.2/10万 ^［20］。新加坡1980—1990年CD患病率约为1.3/10万，2004年增至7.2/10万 ^［21］。印度1999—2000年UC患病率约为44.3/10万，CD患病率约为6.02/10万 ^［22］。

IBD发病率还存在城乡差别，在城市的发病率较农村高。一项来自墨西哥研究的数据显示91.4%的IBD患者居住于城市 ^［8］。伊朗城市地区的UC患者比例为73.8%，CD患者比例也高达86% ^［23］。这可能与人口过度拥挤、暴露机会增加以及生活方式差异等因素有关。

IBD发病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布特征。西方国家的研究显示IBD发病年龄多呈双峰状分布，第一高峰CD为20～30岁，UC为30～40岁，第二个较小的高峰为60～70岁 ^［2］。然而我国的报道多未出现第二高峰，发病年龄集中分布在20～50岁 ^{［13，17］}。Braegger认为IBD发病年龄有更年轻化趋势 ^［24］。CD平均诊断年龄为33.4～45.0岁，UC平均诊断年龄较CD推迟5～10年，双生子IBD的平均诊断年龄可提前到26.4岁 ^［25］。除青年人和老年人外，儿童，甚至一岁内的新生儿，也可能罹患IBD。小儿IBD年发病率波动于0.24/10万～13.3/10万之间，占到IBD患病总数的约7%～20%，15%～25%的IBD患者在20岁以前发病 ^［2，26］。法国的一项研究 ^［27］报道小儿CD的年发病率已由1990年3.5/10万上升到2005年的5.2/10万；匈牙利最新的数据显示小儿IBD年发病率为7.48/10万 ^［28］，提示小儿IBD发病呈现增长的趋势。

由性别比引起的疾病危险性方面的差异主要是指由于性别的不同，存在着激素、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我国UC男女性别差异不大（男∶女约为1.0∶1.0～1.3∶1.0），CD发病男性多于女性（男∶女约为1.5∶1.0） ^［29］。西方UC男性多于女性（男∶女约为1.5∶1.0），CD女性较男性高出20%～30%，尤其是在高发地区。但近年来男性CD患者数量在增加，缩小了性别比例的差异 ^［2］。

白种人较黑种人、黄种人易于患IBD ^［2］。美籍黑人CD患者的患病率是美籍白人CD的2/3 ^［30］。犹太民族有较高的IBD发病率，但居住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犹太人发病率各异。一般说来，居住于高IBD发病率国家或地区的犹太民族比居住于IBD发病率低地区的更容易患IBD ^［2］。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目前已有来自汉族、维吾尔族与藏族罹患IBD的病例报道，但尚无确切的各民族间发病差异情况的研究。

IBD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与环境（吸烟、饮食、感染、社会心理因素）等。遗传易感性可能部分解释了不同地域和种族IBD发病率和患病率的差异。吸烟与不同IBD的差异关联已得到证实，口服避孕药、高脂饮食、少果蔬饮食、少母乳喂养史、抑郁焦虑、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等也会增加罹患IBD的几率。

不同人种的IBD发病率、家族聚集现象及双生子的研究提示遗传因素与IBD相关。UC患者的亲属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7～17倍，而CD患者的亲属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5～42倍 ^［18］，家族成员患IBD的临床特征也呈高度一致性。双生子同患IBD则更有力地说明IBD发病可能与遗传有关。瑞典，丹麦，英国，德国均有双生子同患IBD的报道 ^［25］。其中一项对丹麦29 421对双胞胎的研究 ^［31］发现，单卵双生双胞胎的CD共同发病率为58.3%，UC共同发病率为18.2%，而双卵双胞胎的CD、UC发病率分别为0和4.5%。单卵双生双胞胎没有100%共同患病，说明IBD的发病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复杂疾病。我国UC阳性家族史比例为1.5%～5.6%，日本CD阳性家族史占2.8% ^［23］。整个亚洲地区IBD患者有阳性家族史的比例为3%，远低于欧美国家报道的5%～20% ^［9］，研究东西方IBD阳性家族史不同的原因、家族性和散发性IBD的差异，也是IBD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

随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出现，加速了遗传易感性对IBD的病因机制和流行病学贡献研究。迄今为止，GWAS发现了至少163个易感基因，其中约1/3同时与UC和CD相关 ^［32］。然而，不同地区的IBD患者有不同的遗传背景。北欧犹太人NOD2携带率高于西班牙犹太人，30%以上的高加索人CD患者有NOD2基因的突变，而我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人群中并未发现NOD2基因的共同变异 ^［33-34］。同样，西方国家报道的IBD易感基因ATGl6L1及IRGM，并未在我国汉族人群研究中得到相同的验证 ^［35］。TNFSF15虽在东西方人中存在相同的遗传变异（rs3810936，rs6478108，rs7848647），但亚洲的变异频率更高 ^［36］。我国发现MICA与MICB基因多态性与UC易感性相关，但在西方国家中鲜有报道 ^［36］。

关于东西方国家IBD发病率和患病率的地理差异，目前认为环境因素也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移民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从IBD发病率较低的东方国家移民到发病率高的西方国家生活，这些移民的IBD发病风险增加，尤其是儿童移民或者是移民者的后代 ^［37］。与IBD相关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口服避孕药、饮食、母乳喂养、阑尾切除术、感染、社会心理因素等。

吸烟对UC和CD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吸烟对UC的发生具有保护性作用，但可增加罹患CD的危险，吸烟者罹患CD是从不吸烟者的2倍，且每日15支以上的吸烟量能够增加CD复发的危险。被动吸烟与CD之间的联系还存在着剂量反应关系。我国有报道对湖北、河北及内蒙古包头地区UC患者生活习惯进行研究，也表明吸烟可降低UC发生的危险性，而非吸烟者或戒烟者易患UC ^［38-39］。

国外几个队列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口服避孕药有增高IBD的危险性，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与从不应用此类药物者相比患CD的风险比为2.82，且与用药时间成比例，而过去服用避孕药相对从未服用者发生CD的风险比为1.39。口服避孕药对UC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当女性过去有吸烟史时，口服避孕药可提高风险比为1.63，提示不同环境因素间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40］。口服避孕药对IBD复发有无影响，目前研究结论不一致。

判断饮食与IBD的相关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调查饮食与IBD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均显示CD患者有较高的糖的消费 ^［41-42］。IBD患者发病前蔬菜和水果的消费较低，高脂饮食较多，这点在西方国家尤为突出。亦有研究发现花生四烯酸的过多摄入增加UC发病的风险，而豆油中富含较高浓度的Omega-3脂肪酸，这些脂肪酸能影响花生四烯酸的代谢，并可能具有抗炎性 ^［43］。鱼类消费量较高的日本，IBD的发病率较低。食物的冷冻与冷藏可能是IBD的潜在危险因素。另外维生素D的缺乏也增加患IBD的风险。维生素D除了跟骨骼发育有关，也跟免疫系统有关，表现为影响Th17的产量及NKT细胞的功能。研究表明北方人较南方人更易患IBD，其中可能跟日光照射量不同，维生素D及其受体缺乏有关 ^［44］。

随着IBD发病趋向于年轻化，个体早期生活事件的研究对探索疾病的病因可能有意义。一项纳入14项病例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母乳喂养对UC发病具有保护性作用，与CD之间却无明确的关联性 ^［45］。而另一项系统评价得出母乳喂养对CD也有一定的预防效果的结论 ^［46］。母乳喂养对IBD还可能存在剂量-效应关系，至少3个月的持续母乳喂养才能发挥保护作用。然而另一项研究的结果与此相反，该研究发现，持续6个月的母乳喂养未能对IBD有明显保护作用 ^［38］。因此，母乳喂养究竟是否为IBD的保护因素，有待更多包含高证据质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进行考证。婴幼儿时期的感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宿主成年后对IBD的易感性。Koletzko等 ^［47］研究发现IBD患者在婴幼儿期发生腹泻疾病的频率为对照组的3倍左右。婴幼儿期使用抗生素，可增加患IBD的风险，有研究指出，出生后1年内使用抗生素者患IBD的风险是不使用抗生素者的2.9倍 ^［48］。

与吸烟对IBD的影响类似，阑尾切除可能是UC的保护因素，CD的危险因素。阑尾切除术与UC发病关联性的解释是：阑尾被认为是T细胞促进因子的储存器官。当阑尾切除后，可能改变T细胞的平衡，使T细胞抑制因子占优势，而不利于UC发病。但是在CD患者中，许多阑尾手术几乎在诊断为CD的同时完成，也可以说手术可能仅仅是CD的一个结果 ^{［39，43］}。

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表明CD可能与在儿童期感染麻疹病毒有关。英国研究了一个由3545人（1964年给予麻疹减毒活疫苗的注射）组成的队列中IBD的发病情况，并与11 407例观察对象（没有接受过疫苗注射）组成的纵向出生队列相比较，结果表明患CD和UC的相对危险性分别为3.01和2.53，而且两组在其他消化性疾病的发生没有明显的差异 ^［49］。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麻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死亡率逐渐下降，许多病人呈长期慢性麻疹病毒感染状态，可能增加了发展为IBD的几率。然而一些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麻疹病毒感染或麻疹减毒疫苗注射史与IBD患病并无关联 ^［50］，因此，并不能得出麻疹病毒感染使IBD患病风险增加的确切结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IBD的发生中，肠道菌群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并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些感染性病原体与IBD的关系已受到重视，其中包括分枝杆菌属、艰难梭菌属、李斯特菌属、耶尔森菌属、大肠埃希菌属、柔韧梭菌属、幽门螺杆菌等 ^［51］，但是还不能证实哪一个是IBD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未发现导致IBD的特异性病原菌。艰难梭菌感染者患IBD概率是未感染者的4倍左右 ^［43］，并使IBD并发癌症的几率增加。抗生素的早期使用，肠道蠕虫的感染及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的应用亦会导致肠道菌群的改变，增加患IBD的风险 ^{［48，50］}。

研究者一直试图寻找IBD与某种职业之间的联系，但是大多数研究资料仅简单地将工作类型归类而并没有具体到特定的职业。UC和CD均在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上层人群多见。Sonnenberg推测从事体力劳动或户外暴露工作对IBD有预防作用，而具备空调环境或工作不固定和无规律移动的工作者将增加患病的危险性 ^{［39，52］}。

在IBD的发生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对一些久患IBD患者的观察，发现其中有较多患者长期以来均在接受心理治疗。研究表明，CD患者中被动依赖性、压抑、焦虑、缺乏进取心的精神病理类型占较高的比例；但UC患者并没有显示出精神障碍的明显增加。情感因素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并由此改变了对IBD的易感性 ^{［38，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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