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繁、疲、难”缺分的分布

表3（见附录）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各知州、知县、同知、通判职缺在盛京以及关内十八省的分布情形，也就是表2数据以省为单位的进一步细分。如表3所示，各地职缺等第的分布颇不一致，有些省份甚至没有“最要缺”或“简缺”。以地区而言，清政府陪都所在的盛京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最要缺”所占的比例最大，几达五分之二，而且也没有一个“简缺”。不过，就关内十八省而论，“最要缺”在各省所占的比例，以湖南省的16.9%居首，江苏省的15.5%居次，甘肃省的10.4%再居次；另外，山西、四川、贵州则是三个完全没有“最要缺”的省份；而在云南省的五个“最要缺”中，却有四个是无字“最要缺”，这四个缺分别是大关厅、镇雄州、思茅厅、威远厅，都是在雍正五年（1727）题准为苗疆题补缺。^[50]同样的情形也见于贵州省的十六个无字“要缺”，也都在雍正十二年（1734）题准为苗疆题补缺。

如果就督抚的调补权，也就是“最要缺”与“要缺”所占的比例而言，仍然以江苏省的45.1%居十八省之冠，贵州省的42.4%居次，甘肃省的40.3%再居次，而陕西、四川、广东三省则分别以12.8%、13.5%、19.5%殿后。换言之，江苏省的督抚在所属七十一个知州、知县、同知、通判等员缺中，可以对三十二个，也就是接近半数的员缺有调补权；而陕西省的督抚在所属八十六个州、厅、县员缺中，只能对十一个员缺，也就是不到总数的15%的职缺进行调补。不过，从表3也可以看出，在十八省中，有十四省的督抚对所属五分之一以上的守令员缺有调补权，而其中八省督抚调补权的比例介于20%与30%之间，全部十八省督抚调补比例的平均数则是28%。

就金鉷提出“冲繁疲难”制度的用意来考虑，殿后的三省不是位于边区，就是属于烟瘴地方，似乎不难理解，但是同处边陲的贵州与甘肃，尤其是后者，却名列前茅，实在引人深思。贵州省的脱颖而出很明显是受到十六个无字苗疆题缺的影响，可是甘肃省的突出表现显然另有意义，不是单一边区的因素可以解释的。如表3所示，甘肃省有六个四字“最要缺”以及一个三字“最要缺”，但是仅有一个无字“要缺”。显然无论就地理位置或经济发展而言，核心与边缘的区分尚不足以完全说明是项政治的安排。因此，进一步比较分析各朝各省职缺的分布，当有助于我们对清代地方建制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