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乡约应差
在内阁大库档案中地方与保长一起出现的案例固然不少，但地方分别与乡约、保长、甲长、牌头一起出现，甚或几人一同出现的情形，更是随处可见。例如，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四日（1739-11-24），陕西省长安县马牙王治国因为卖马纠纷被人殴伤，三十日伤重不治身死。十一月初一日，长安县城京兆三坊乡约、保正、甲长、地方同赴县衙门禀报，第二年亦再同赴刑部堂上受审。[146]其实，前面提到，早在顺治三年（1646），山西、河南等地的乡约即因不行举报未剃头者，与保长、地方一起受罚。虽然清廷在顺治九年（1652）才于各省颁行六谕卧碑文，顺治十六年（1659）才议准设立乡约，令其于每月朔望日聚集公所，宣讲圣谕，但可以确定早在顺治初，乡约就与保甲、地方一起承担公务。
事实上，清朝人普遍认为乡约与保甲互为表里，相辅相成。[147]福建巡抚佟国器在论“清为盗之源”时提到：“劝善莫如乡约，弭盗莫如保甲；第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烦民扰。”[148]而广平府志书的编辑者说得更为明白：“乡约、保甲非二事也；无事，则保甲为乡约宣谕劝民；有事，则乡约为保甲御灾防盗。心志、耳目联属有素，本相为表里者。”[149]立乡约申明诫谕，开导愚民，掌心志，而保甲缉盗安民，充耳目；两相合作，可以事半功倍。或许就基于这样的考虑，乡约也就与保甲、地方一样，被纳进应承地方差役的一环。在四川的巴县档案中就有不少乡约派收城坊大街铺户夫差银钱的禀状。[150]嘉庆元年（1796）三月间，知县大人在储奇坊乡约的禀状上批道：“渝城夫差向系行站铺户支应，乡约收资承办。……”[151]
不过，将乡约承役角色说得最完整的要数于成龙（1617—1684）的《重选乡约示》。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市）同知。根据他治黄州府四年的经验，当地乡约不仅朔望日要宣讲六训，劝人为善去恶，而且还要与保甲一样，查奸戢暴，出入守望。凡差役要勾摄人犯，乡约还得管待酒饭，稍不如意，诟詈立至。倘若未抓到人犯，差役即带乡约回话。因此，于成龙认为，“是差役之吓诈乡约，倍甚于原被二犯”，甚至词讼小事，乡约也必须前去衙门佐证，投到听审，可以说“与犯人无异”。朔望点卯之日，乡约更备受凌虐；而他们往往为了应付点卯，奔走于途，离县城近者，固然可以朝来暮去，一日来回，而在县城百里以外的，则需两日到县，一日点卯，再花两日归家，所以半月内，在家不到十日。再加上“协拿人犯，清理区保，手忙足乱，无一宁晷”，甚至于还需典卖婢女来应付。于成龙问：“民间那有许多婢女，以供因公赔累乎。”他因而感叹：“凡为乡约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为太息。当日给冠带待礼貌之优典何在？宣讲解六训，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责成作保甲，彼乡约曾未家居，何由而劝人为善去恶？何由而谕人出入守望？”他也进一步指出，乡约除了应付差役外，还得面对巡检与书办的需索。所以出任乡约是极苦之事，众人纷纷逃避，“于是有半月之乡约，一月之乡约，有朋应帮贴之乡约，真如问徒拟军，求脱离而不可得”。为了能奉行保甲，除了选立乡约，宣讲圣训外，于成龙还举出了十不许：
一不许票仰协拘人犯。二不许差役到家饭食。三不许原被告指为证佐。四不许朔望点卯。五不许请立印簿。六不许差督编查烟甲。七不许买办军需。八不许人命盗案牵连姓名。九不许投递报呈。十不许绅衿把持。[152]
于成龙提出这十不许，固然是表明他“痛革前弊”的决心，其实也具体反映出乡约已沦为官役的惨状。显然，为了导乡约的工作于正轨，他最后总结：“凡人命盗案勾摄人犯，惟保甲、保长、地方是问；惟尔乡约，无事则劝化愚民；有事则密禀自封，用图记牢钉，星夜飞递。一年更换。”于成龙企图将乡约的工作与保甲长和地方区分开来。
于成龙的改革或可在黄州府地方收一时之效，但乡约与保甲长和地方一起被纳入地方官役的角色已是不可逆转之势。到了乾隆七年（1742），江西巡抚陈宏谋（1696—1771）依然表示，“至于地方承缉逃盗，拘拿案犯，承应官府，原系乡地保甲之事，概不责之族长”[153]。此处的“乡地保甲”指的就是乡约、地方、保长、甲长。同样是行保甲，陈宏谋的做法明显不同，他是想借设立族约，赋予族长族正纠举族内子弟的权利，以补“异姓之乡约保甲”之不足。不过，他们有一相同之处。他们俩和大多数地方官一样，一旦新上任或境内有棘手难题，几乎都要强调“申严保甲”“力行保甲”。行保甲在有清一代似乎已变成理政的乾坤袋；有人就说，“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举矣”[154]。其实，这也反映了清代行保甲的情况，由于乡约与保甲并未达到朝廷预立的目标，所以有心的地方官才需要一再强调，甚至标榜个人行保甲的决心。
道光十年（1830）间，御史程焕采（1787—？）上奏表明：“各州县设立乡约，原为约束乡里，稽察牌保。如有盗窃及不法匪徒，即应送官究治，岂得擅行处断。”[155]程焕采之所以上奏，主要是因为吉安府知府“出示严禁匪徒贼盗，责成乡约留心察访”，乡约们就借此禁，“武断乡曲，欺吓愚民，聚众敛钱，私立公所……用刑审讯”。显然，在有些官员心中，乡约宣讲圣谕的角色已然淡化，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而是必须约束乡里，稽查保甲的执行者。到了同治朝，同治皇帝（1856—1875）更直接点出：“各直省州县向有保长乡约等名目，原为稽查保甲，承办差徭而设。”[156]这是他对御史佛尔国春“请禁地棍需索，假公济私”一折所做的直接反应。在皇帝心目中，“承办差徭”已经是乡约保长等人的工作任务，不再有私派的问题了。
经由以上的讨论，不难发现，《清朝文献通考》的编者其实对于清代差役的运作体认深刻，才会有以下如此精要的描述：
其以乡人治其乡之事者，乡约、地方等役类由本乡、本里之民保送佥充，而地方一役最重；凡一州县分地若干，一地方管村庄若干；其管内税粮完欠，田宅争辨，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审理，一切皆与有责；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责令催办；所用人夫，责令摄管；稍有违误，扑责立加，终岁奔走，少有暇时；乡约、里长、甲长、保长各省责成，轻重不同，凡在民之役，大略若此。[157]
乡里保甲长与地方不仅对税粮完欠、田宅争辨、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审理等事负有责任，而且差役所需器物与所用人夫都由他们责令催办及摄管。不过，各省责任轻重不同。换言之，乡约、里长、甲长、保长与地方都担负地方基层管理的任务，只是因为各省地方官认知不同，做法不一，工作也就自然轻重有别。
然而，必须指出，在地方上，除了乡保里甲长与地方必须负担州县官的科派外，各牙行与铺家也必须应承差务。例如，在江苏，江浦县知县刘豢龙将衙门采买之豆料强派牙行短价供应。[158]当时有人认为，这与朝廷持续严禁私派里甲有关。《清朝文献通考》的编者指出，前文也曾提及，从顺治十七年（1660）起，朝廷就有禁州县私派里甲的谕旨；康熙八年（1669）、三十九年（1700）两度重申禁令，严禁州县按里派取土产馈赠官员，以及因公济私，以一派十的陋规杂派。而在康熙八年（1669）的禁令中，还提及“州县加派里民近经禁革，乃以日用供应取办牙行铺家，并强索贱市，应勒石永禁，皆从之”[159]。但是，就像私派里甲的陋习不曾禁绝一样，牙行铺家应承差役的现象也不曾停歇；不仅乾隆、嘉庆，甚至道光年间一直都有牙行应差的例子，这部分我曾有短文讨论，此处不赘。[160]显然，牙行铺家应差不是因应州县加派被禁而产生的现象；二者应合而观之，其实都是一种或可称为“役民而治”的思维下的产物，相辅相成。在这种观念主导下，对地方官员而言，只要可以取之民，又何须自我设限呢？如果注意到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何以吕覆简除了对保长索银两外，还借口禁止倾用潮银向各银铺索银一二钱不等；又借口修葺衙门，向各车户以银四钱买桐油二十斤，短给每车户银四钱；又以查禁灌水米为名，向各牙人索得米一石二斗，值银九钱六分；又借口修理衙门工匠缺米，向七位米牙票取米，每人三斗。既然知县可以强派牙行短价供应豆料，典史有样学样，要求短价供应米、油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