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乡保受难与得利
虽然乡约、里长、甲长、保长与地方应承差役各地轻重有别，但不论差役轻重，仅就每月朔望二日的点卯而言，对他们就是很大的负担。诚如上文于成龙所指出，乡约为了应付点卯，奔走于途；家离县城近者，可以一日来回，而离县城远的，必须二日到县，一日点卯，二日回家；仅为了例行的点卯，半月之中，在家不到十日。更何况，有些官员可能会像本文起初提到的太平县典史一样，向应卯的保长收取一钱几分的银钱。如此一来，乡保点卯不仅有体力上的负担，而且还有金钱上的损失。然而，与其他差役的负担比起来，点卯的损失就微不足道了。像上文提到的山西荣河县知县要求每里按地丁一两，摊银六七八钱不等，该县地丁三万余两，必须摊银二万余两，这些都需里长张罗，他们的负担可以想见。而一旦某位知县被参，如果还得像荣河县的里长一样，配合演出，“倒填月日，补具交银，代办恳呈”[161]，帮忙长官脱罪，更是情何以堪。《清实录》中也提到，由于四川直隶独石厅理事同知双贵“赴乡相验勒索多赃”，以致当地乡约被迫自尽。[162]又如上文也提到，四川巴县的行站铺户的夫差一向由乡约收钱承办。嘉庆元年四月初五日（1796-05-11），朝天党乡约黄绍全等禀称，在总数二千零四十八个铺户中，他们收过铺户钱一千零四十九户，有铺户九百九十九户未收，共收钱九十三千二百五十七文。除去夫价钱、饭食费用与前账利钱外，不够钱四百一十三文。如果再加上前账不足之数，前后两次垫钱一十八千五百一十三文。由于河水泛滥，城内城外大半铺户未开，“夫钱实难办收，以致前项借垫无还”。黄绍全等人上禀诉苦，知县大人显然无动于衷，怀疑他们推诿卸责，批道：“照旧收支，毋许饰推，致干究处。”[163]
为了逃避这无法承担的需索与难堪，一般人都会选择离开，但可能很难如愿，就像于成龙所说的，“求脱离而不可得”。依照朝廷的设计，里甲保甲长与地方的人选应是由乡人“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定保甲之法时，诉诸文字，并另定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的办法。至于乡约，则由乡人“公举六十以上、业经告给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着之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以上之平民统摄”[164]。然而，实情是，在不少地方，无论乡约或里保甲长与地方，都变成轮充之职。例如，乾隆元年（1736），陕西省高陵县白家村人白希良之子本该轮充甲长，但因为他已随继父搬到二十里外的咸宁县居住，无法承办，于是请其堂兄代为充当，答应给他“帮银九钱”。[165]又如，云南易门县乡约“向系依次轮充”。嘉庆十一年（1806）春间，适届更换乡约之期，该县知县揭芝兰向“每名索钱数千文，方准更替”[166]。而也有些地方的乡约、保甲长，如四川巴县，不是一年或三年一换，县官往往以“承充未久，不准更替”驳回签呈，常有数年或十数年一换，甚且还有父子相承的情形。例如，巴县慈里的何洪卿与吴美章自乾隆十七年（1752）起分别承充保长与乡约，“同办一十七载”[167]。巴县较场乡约曹永丰虽因年老获准辞退，但乡约一职仍由其子曹正祥承接，且县正堂仍要传谕前者“不时稽查伊子曹正祥，俾无于误为要”[168]。
既然承充乡约、保甲长、地方成为轮充公务，无可避免，有人会设法在事前钻充衙门差役，企图以一人难充二差为由，免去轮充乡约、保甲长与地方之灾。例如，巴县直里八甲乡约何殿卿议签李国仕承充乡约，赵世遵承值保长在案，但李赵二人却先一步钻充衙门刑书与快役，免去承充二职之苦。[169]然而，档案中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人宁可不要性命，也不愿承充乡约。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1788-04-06），河南林县东姚集人张有不愿充当乡约，遂托人向承办刑书王美表明愿给三千文钱为酬，请他代为告退。王美嫌少没有答应，表示如果出钱七八千文，则可告病求退。最后虽然双方议定以六千五百文钱成交，但张有因为筹不出钱来，“一时情急，乘间投井，跌伤头顶并擦伤胸膛殒命”[170]。
然而，吊诡的是，也有人不愿见到亲人乡约、地保之役被取代。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07-12-11）傍晚时分，河南永城县人刘复得在黄有亮家中饮酒。黄有亮表示，刘父充当新桥集地保多年，然近年年老糊涂，难充地保，村众们多要另报禀充。刘复得不服气，与黄有亮理论，起了冲突。[171]无论黄有亮的理由是否充分，但确实有人不愿见到亲人地保职役被夺，地保等役虽然负担很重，但对某些人而言，显然仍有利可图，是以让人舍不得失去。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745-06-19）傍晚时分，湖北商城县普兴集地方牌头郑甫臣在外做活回家，经过高升远家门口，高升远留他吃烟，郑甫臣戏称，“春间（三月）给你门牌，还没给钱买酒吃，那个要吃你的烟”。升远信以为真，两人于是吵了起来。[172]门牌主要是用来“书写家长姓名、生业”，以便各家“互相认识稽查”。郑甫臣虽然强调他只是开玩笑，但高升远竟信以为真，这不啻说明保甲、地方向各烟户索讨工本费的情形并不罕见。
不过，相较之下，这门牌钱大概是乡约、保甲长和地方所能贪图的最少规费。其实，乡约与保甲长、地方常能借打点官司获得颇高的利润。嘉庆十三年（1808），山西祁县人张万鉴赴京控告乡约杜瑛借口打点官司，索银五百余两，就是一例。[173]张万鉴系祁县东村人，在京城干果铺做“劳金伙计”。嘉庆十二年二月初四日（1807-03-12）回家，其母向他说，张万芳母亲郝氏在与媳妇柳氏口角后，气愤跳在他家井内身死。县官来验尸，并不追究郝氏跳井的情由，只向井主追问。后来有乡约杜瑛替他打点官司，并置买棺木、料理出殡等事项，共使钱五百余两，还开了使用钱两清单一纸，要他偿还。张万鉴无奈，只得先将住房等物押银二百两，交给杜瑛还钱，并表明不足数容他做买卖赚钱后本利并还。杜瑛不允，还把张万鉴打伤；张婶母周氏赴县告状，县官仅去验明伤痕；张母见状，惊吓得饭食不进，几天后，气绝身亡。十月间，张伤愈，到县呈催，然县官并不究办，而且杜瑛仍不时差人向张索讨银两，张只好躲起来。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底，张起身赴京上控。受限于数据，我们无法得知本案的后续发展。
不过，刑部对案情的两点分析颇有助于我们了解本案背后所蕴含之意义。刑部指出，第一，柳氏与郝氏口角导致后者没井身死一节，“如果属实，柳氏违犯教令致姑自尽，按律应拟绞抵，何以该县并不究办？”第二，乡约杜瑛声称，打点官司用银五百余两；除郝氏殡葬用银一百余两外，其余三百余两均系衙门使用。“若非该县染指，何以杜瑛为索讨前账起衅，将张万鉴殴扎致伤，控县验明之后，迟至数月乃不究问？恐有通同回护延搁情弊。”刑部的疑问是，既然一是死罪，一是官吏受贿，何以县官都不究办？要回答这个问题，乡约杜瑛应是关键。前文提到，乡约、保甲长、地方往往需要负责词讼之事，于成龙为此还为他们抱屈，指出为了词讼小事，还要去衙门佐证、听审，可以说“与犯人无异”。然而，根据河南布政使佛德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1765-01-04）的奏折，乡约、地保之涉入词讼并不仅限于出庭做证，还包括有权查处地方诉讼案件。佛德指出，地方州县官往往认为地方词讼“事属微细，可以批行乡地就近查处”。但他认为，乡约、地保很少是“公正之人”，一旦批词到手，往往会“勾串同类，多方吓诈”，所谓“借事生波”。因此，他奏请“严禁州县滥批地保处覆民事之陋习”。他的理由是，“定例民间词讼只许印官审断，不许滥批佐贰杂职；是为职官者尚不许其滥行批发，似此以供役使之乡地，尤不宜于批处可知矣”。[174]然而，吏部并不完全同意佛德的看法。吏部的意见是，固然依定例州县官遇重大事件，不可滥批乡约、地保查覆（违者，降三级调用），“惟词讼细事，例准批查”。只有不据覆核断，即批委乡约、地保处结者，才需照“将事务交不应交之人例，罚俸一年”。换言之，民间词讼在交由乡保批查后，尚需由知县“据覆核断”，而后乡保方可处结，否则州县官将依例罚俸一年。[175]既然官场生态如此，杜瑛很可能一开始就接到县官的批词，处理郝氏投井之案，才能如此有恃无恐；他也可能还向张万芳索取银两，才会放柳氏一条生路。当然，知县必然也从他那里得到相当好处，否则，后者怎么可能不究办。杜瑛的例子提醒我们，乡约、保甲长与地方在应承州县官差务的过程中固然负担极重，但他们也不是全无得利之处。
其实，乡保可以得利之处并非只此一端。类似乡保高下其手敛钱、渔利、强借、需索等指控在清朝人编辑的各类《经世文编》中多处可见。最常见的乡保舞弊的场合应属办赈之时。张伯行指出，乡保在查饥造册之时，即可以给钱始得入册相要挟，而开敛钱之端。[176]而乡保如果串通衙门差役，舞弊得利的机会恐怕更多。陶澍指出，委员下乡办赈，或“不知道路，或不谙土语，多借随行书役，而书役每多与乡保勾结，互滋朦混”[177]。汪辉祖（1731—1807）也说，他僻居乡间，“每见地总领差勾摄应审犯证，势如狼虎。虽在衿士，不敢与抗。遇懦弱良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则厉声呵诟；或自毁官票，以拒捕禀究。人皆见而畏之，无敢公然与之相触”[178]。汪辉祖描述的虽然是衙门胥吏的恶行恶状，但陪伴在旁的乡保地方的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情状当可想见。
同样是充任乡约、保甲长与地方，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却甘之如饴。前文提过，朝廷曾期望各地保甲牌长是由地方“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179]，而由年过六十，“德业素着之生员”[180]或“里中通晓文义老成醇谨之人”[181]充当乡约。但仅有品德与家业恐怕不行，可能还必须有些能耐才行适任。直隶宝坻县人李光庭就指出，“稍有基业之人”一肯出任乡保，即使勉强为之，也做不久，因为“非小有才干之人不能为”。不过，他强调这种人“终不免于徇私”。最后，他的结论是这类人“大约忠实者少，狡黠者多”[182]。这些乡保地方对上必须服侍州县官员与差役，对下又必须应付土棍绅衿；没有一点小聪明，恐怕无法生存。而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人无法适应或胜任这样的工作。这些人应该可归类为李光庭的所谓少数“忠实者”。然而，那些能够留下来的“狡黠者”在官员眼中多为“市井无赖之徒”。[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