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的识字写字教材与教学
清代文人郭臣尧，曾写诗调侃乡村私塾上课的画面：“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语虽诙谐，却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识字教育的情态：在识字方法上，注重大声朗读、吟诵和背诵；在识字教材上，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等，再读《神童诗》把握诗歌语感，读《鉴略》（如《鉴略妥注》《四字鉴略》等历史蒙书）了解历朝顺序，若有个别突出的学生，在此基础上再一天读两三行《大学》《中庸》扩大识字范围，进行初步的阅读教育，即集中识字之后，再随文识字。
清代著名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基本反映了古人对识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汉字本身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识字不是简单地认识其形体，还须辨认其发音，理解其含义，目标是发展日后的听说读写能力。这决定了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识字教材的编排上以韵文为主，“容易造成整齐的句子，可以通篇是三字句，或四字句，或五字句；容易构成对偶；容易押韵”[15]。二是在集中识字的基础上随文识字，进行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扩大识字的范围和识字的功能，为下一步的阅读和作文做好过渡，因为古代的书籍主要是经史，充满大量知识典故和道德说教，所以古人的识字写字教材与一些文化知识教材也是融合在一起，这反映出我国语文教育的思想道德性和人文包容性。
一、周秦两汉
在周秦之前的远古社会，汉字从“结绳”到“书契”之间，大致又经过刻符、八卦、图画、文字画、表意字等漫长的演变岁月，但当时的教育仍然没有从劳动和生产中独立出来，被称为“言文教育”[16]，所以人们主要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学习一些刻画符号和简单的汉字，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各种符号即可体现出识字写字教育的萌芽状态。夏商甲骨文和金文的出现宣告了汉字的成熟，汉字的成熟一方面推动了文献的产生，《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为识字写字教育提供了相关教材，另一方面又推动一些诸如“庠”“序”“学”“校”“瞽宗”之类的学校萌芽的产生，为识字写字教育提供了教学场所。郭沫若在考释殷墟甲骨时，发现有一甲骨片上的一行字刻写得整齐规范，乃教者刻写的范本字样，而其余几行字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则是学生模仿的习刻。他认为这是当时“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17]留下的遗存。由此我们可知，商代已经出现了较为规范的识字写字教育。但是，直到西周，当时的识字写字教育仍然无法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汉字主要用于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二是汉字的学习只是专职人员和贵族阶层的权利。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朝建立后，制礼作乐，为识字写字教育提供了比之前更丰厚的资源。第一是发展学校，当时出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教育盛况，且发展出“小学”与“大学”“乡学”与“国学”的完整学校体系。其中，“小学”主要承担了识字写字教育任务，“《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18]，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第二是生产书籍，“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在各种物质载体上进行书写，进一步扩大了识字写字教育的教材范围。东周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形势，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文化教育事业逐渐下移到社会和民间，识字写字教育得到了普及，但当时的识字写字教育也因各国文字不同而形态不一。秦并天下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以秦字为统一标准，由此决定了后世汉字的发展方向。秦朝实行“刀笔吏治天下”，而两汉则实行“文法吏治天下”，[19]所以识字写字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汉初，萧何制定法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史记》曾记载，大臣石建因奏章中的“马”字少写了一点，几乎被汉武帝“谴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这从法律层面推动着国家和社会对识字写字教育的重视。总体来说，从周秦到两汉，主要的识字写字教材有以下几种。
《史籀篇》是我国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也是史书记载的最早的一本儿童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此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又省称为《史篇》，“籀”即“读”，书名即太史读书之意。此书所收字体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形体与大篆颇近，在编排方式上采用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方式，便于儿童习用。古代对此书的作者、时代和内容多有误解，直到近代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此书的真实面目才被人们所了解。作为“字书之祖”，此书对后来的不少识字课本影响很大，比如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多是模仿《史籀篇》而作。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是秦代出现的三种字书，皆由政府制定：《仓颉篇》共七章，乃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篇》共六章，乃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篇》共七章，乃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三书的编纂体例基本与《史籀篇》一脉相承，所用字体自然为秦代小篆。但随着隶书的兴起，三书已渐不合时宜，所以到了汉初，“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汉书·艺文志》）由此可知，《仓颉篇》有两种，一是秦代李斯的《仓颉篇》，二是汉代合三书为一编的《仓颉篇》，后世所用多是后者。合编的《仓颉篇》60字为一章，每章15句，每句4字，两句一韵，全书共55章，计3300字。此书通行于两汉，是主要的识字写字教材，直到唐代才亡佚，但在1930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出现了此书首章一些字，可观其编排字句的方式：
虽然《史籀篇》和《仓颉篇》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字书，但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字书并非这两者，而是《急就篇》。《急就篇》，亦称《急就章》，是现存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秦汉识字写字教材，作者为西汉元帝时的史游。全书共34章，每章63字，凡2144字，“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使之成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尽可能避免重复字，同时尽可能使每句都成话”[20]。但实际上也有一些重复字，全书句子以七言为主，每句有韵，三言、四言次之，隔句成韵。《急就章》的主体部分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姓氏名字”，用三言，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等。第二部分是“服器百物”，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秔，饼饵麦饭甘豆羹”“肠胃腹肝肺心主，脾肾五藏膍齐乳”等。第三部分是“文学法理”，亦以七言为主，如“官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等。在第三部分末尾，用四言歌颂汉朝功德，浅显易读：
《急就篇》的作者自认此书与众不同，开篇自道体例：“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此书确实名副其实，比以往字书更进一步，在各方面取得突破创新，不仅在知识体系上注重分门别类，在识字写字的训练上具有集中识字、整齐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宽泛、思想教育、读写结合的特点。[21]此书成篇后，影响之巨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是阅读群体大，传诵时间长，此书流传到民间后，广受欢迎。第二是后世出现许多对此书的注解和刻本，从东汉学者到近代王国维，几乎历代有作。[22]第三是后世出现许多书法名家对此书竞相临摹，从东汉杜度到钟繇、卫夫人、王羲之、崔浩、宋太宗、叶梦得、赵孟、陈元瑞等都有临写。第四是此书因为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影响了后世识字写字课本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各种字书。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识字写字教材外，两汉还出现了其他多种字书，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班固的《十三章》、蔡邕的《劝学篇》等，大多是在《仓颉篇》和《急就篇》的基础上的模仿或续补之作。因为《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上承下续，被后人合为《三仓》。
通过梳理以上教材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周秦两汉识字写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我国第一批识字写字的教材，决定了后世启蒙读物的基本体例和格局；第二，所有教材既是识字写字教材，又是启蒙读物，识字写字教育与生活教育结合在一起；第三，基本都是由官方所编，反映出识字写字“以吏为师”的时代特点；第四，不同教材之间存在着前后因承的关系，源流关系清晰；第五，处在汉字急剧变化的时期，不同教材的字体存在很大差异，促进了汉字字体由繁到简的演化；[23]第六，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促使士人读书求利禄，所以汉代识字教材，或曰小学教育“实际上乃是以追求利禄为最终目的”；[24]第七，教材的篇名多是取该书首二字，王国维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
在识字写字的教学上，周秦两汉一般要求童子七岁或八岁入小学识字写字，《汉书·食货志》云“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利用前述识字教材集中识字，根据汉字的“六书”造字规律提高识字效率，并对书写的字体和字数有一定的要求。两汉时期，字体有很多，如当时的《八体六技》就根据不同的书写需要列举出十几种字体，汉初有八体，王莽新朝有六技，但通用的字体无非是篆、隶、草、真、行几种，这对当时的识字写字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物质文化层面，周秦两汉的书写工具由原来的刀笔开始转向毛笔，墨和砚已在汉代使用，书写材料主要以竹简和缣帛为主，汉代学童写字大都使用竹简，东汉后期虽开始出现了改进的纸，但在社会上并未通行。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为漫长的乱世，但秦汉文化的耀眼光芒在此时期被发展得更加自由奔放和多姿多彩：儒释道第一次三教鼎立，清谈玄学风气盛行，胡汉文化竞相绽放，纸张成就了信息革命，汉字书法成为审美艺术，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朝鲜、日本等域外诸国加入汉字文化圈。这些新时代的文化现象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识字写字教育也进入一个自由发展的阶段。反映在教材上，除了继续沿用秦汉的《仓颉篇》《急就篇》等书外，此时期产生的识字写字教材并未出现秦汉那种因承性的发展脉络，而是呈现出一种各自独立、自由发展的趋势，互相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此时期的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当时文学审美的影响很大，在语句上更加注重典雅鲜明的色彩，条理上也比秦汉时期更加清晰连贯。此时期的识字写字教材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不少学者、官员专门自编的识字写字教材，如蔡邕作为著名书法家和文学家，编写了影响稍大的《劝学篇》《圣皇篇》《女史篇》，王义编写、王羲之书写的《小学篇》，杨方编写的《少学》，项峻编写的《始学》，朱育编写的《幼学》，顾恺之编写的《启蒙记》等。这些教材的编写体例基本上模仿秦汉时期的字书而来，其中不少作者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但这些教材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可见其在识字写字方面的成绩并未超越《仓颉篇》和《急就篇》。
一种是以“杂字”“要字”“要用字”等命名的日常实用识字写字教材，其性质更趋近于识字写字教学的工具书，如《开蒙要训》《杂字指》《广雅》《玉篇》《古今字诂》《难字》《错误字》《字指》《字林》《要字苑》《常用字训》《要用字对误》《俗语难字》《杂字要》《异字》《古今字苑》《训俗文字略》等等。这些纠正字误的字书或工具书的出现，是因为当时随着楷书的出现和纸张传抄的大范围使用，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异体字和错别字。在诸多字书中，影响较大的当属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其次是张揖的《广雅》，顾名思义，乃续补《尔雅》之作。
还有一种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千字文》。《千字文》约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乃梁朝大臣周兴嗣所作。据史料记载，梁武帝令周兴嗣于王羲之真迹中选1000个不重复的字，按韵作文，周兴嗣花费一夜完成，鬓发皆白，受到梁武帝的极大赞赏。其实在周兴嗣作《千字文》前，已经有一些人尝试用1000个字作文作诗的先例，但都不及周兴嗣的才思妙手，所以《千字文》一直流传迄今达1500年，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识字教材，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由此观之，《千字文》必有一些开创和突破才引起后人的重视和激赏。
首先，《千字文》在秦汉《仓颉篇》《急就篇》的基础上在押韵和内容上进行了创新。全书共250句，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句法整齐，押韵自然。其次，《千字文》1000个字基本没有重复（只有“洁”字两用），知识丰富，逻辑连贯，用典恰当，疏通知远，优美清新，语言洗练。再次，相对于《急就篇》来说，《千字文》在用字上几乎没有冷僻字，句子结构简单，文意浅易。这些优点不仅便于儿童识字背诵，还深受成年读者的喜爱。
《千字文》第一部分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讲天上的自然景观和地上的物产生物后，再讲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变迁发展，形式如下：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人的道德修养和处世之道，对忠孝观念、言谈举止、交友为人等有阐述，虽有些封建伦常的训导，但也不乏可取的劝诫之语，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政治统治的一些现象，如京城宫殿、典籍人才、王公贵族、文治武功、辽阔山川等。第四部分主要描述了恬淡的田园生活、安贫乐道的智者、优美的自然风光、温馨的人间真情、中庸的处世之道等。
正因《千字文》知识丰富，脉络清晰，文采斐然，所以它被后人千古传诵，被称为“绝妙文章”和“天下第一字书”，影响很大，后世涌现出许多注释本、续作本、改编本、别本、多种语言对照本等，不仅在汉族中流传，还流传到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中，成为历代书法家书写的好材料，其字序也被用于社会生活的编号或分类。更重要的是，其编排体例影响了《三字经》，塑造了“三百千”的蒙书格局。
在识字教学方面，此时期仍然延续以往根据“六书”造字法围绕一些教材集中识字，更多地注重字形和字音的辨认。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此时期佛教的传播引起的梵汉对译，促成了中国人发现了汉语的声调，出现了《四声谱》等音韵书，也进一步促进了识字的效率。在具体的写字教学上，实际上此时已开始在训练过程中把写字和识字分开，教儿童从最简单的字开始写，由简入繁，循序渐进。此时随着纸张的普及，书法艺术也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书法名家，所以这一时期的写字教学也比以往更加注重书法的审美性，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书法教学的作品，如王羲之的《乐毅论》《笔势论》等。
三、隋唐五代
隋唐的文化包罗万象，既有创新的灿烂，又有复古的典雅，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各显所长，诗歌和古文各领风骚，科举成为教育的主要动力，中外文化杂糅交错。在这种热烈浓郁的文化氛围中，隋唐五代的识字写字教育除了继承之外，也取得了突破。在识字写字教材上，隋唐五代除了大规模继续沿用《千字文》外，还编制或使用了一些新的教材，这些教材融合了识字教育和文化知识、思想道德教育，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创新，影响了宋元明清识字教材的结构和形式，呈现出语文教育的时代过渡性。
在这些继往开来的新教材中，《开蒙要训》是一个典型。《开蒙要训》作为民间杂字书的“先祖”，代表了与《千字文》相辅行的另一路识字教材。据传是南朝马仁寿所撰，虽然成书时间与《千字文》相近，有的学者认为此书应成书于《千字文》之前，[25]但此书并未在南朝流传开来，现存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写本《开蒙要训》，证明其在唐朝五代使用较广。《开蒙要训》全书共350句，凡1400字，与《千字文》编写体例相同，也是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力求不重复字，如开篇说天地日月和自然现象：
接下来把一些名物知识按类依次编排，如山川河海、君臣宴乐、歌舞乐器、伦理道德、衣饰寝处、身体疾病、器物工具、行动操作、饮食烹调、耕作稼穑、树木鸟兽等，最后以“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蒙习学，易解难忘”终篇。如果我们对比《开蒙要训》与《千字文》，不难发现两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或因承关系，但《开蒙要训》毕竟与《千字文》不同：第一，《开蒙要训》的字数更多，涉及的知识面更广；第二，《开蒙要训》作为识字教材的性质更为显著鲜明，从书名便可知；第三，《开蒙要训》虽然文字方面不如《千字文》优美，但封建伦常的训诫少，注重收录一些俗语俗字，名物知识的分类更专门化，更切于日常实用；第四，《开蒙要训》开启了杂字书这种通俗实用的识字教材，流行于民间，而《千字文》则开启了“三百千”这种雅驯条理的识字教材，被官府承认。所以，张志公先生指出：“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像《千字文》那样风行，但是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再从此后产生的各种杂字书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等。”[26]
除《开蒙要训》外，隋唐五代还出现了类似的实用杂字书，也都大量保存在敦煌文献中，如《俗务要名林》《诸杂字》《碎金》《杂抄》等。这些杂字书开始明确地将字分成不同的部类，以《俗务要名林》为例，全书分为菜蔬、饮食、杂畜、兽、鸟、鱼鳖、木、竹、草、舟、车等，每部排列单音词或双音词，每词用反切或直音来注音，少量有简单注释。实际上与其说这些杂字书是识字教材，倒不如说是一种微型百科知识书，供查考翻阅之用，实用性更强，不仅对儿童认识事物，对成年人认字写字也是一种工具书。
其实，隋唐五代产生的专门用于启蒙识字的教材并不多，基本上还是使用《千字文》《开蒙要训》，这一时期产生了影响较大的《太公家教》《兔园册府》《蒙求》，但此三种蒙书在性质和编排上更属于一种韵语知识书和训诫故事书，更适合儿童阅读用。然而，儿童的识字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集中识字，二是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27]“在早期集中识字后，就需要采用某种方法，来巩固集中识字的结果，进一步扩大识字范围，同时还进行一定的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为进一步读写训练打下基础。”[28]所以，《太公家教》《兔园册府》《蒙求》在识字方面仍有一定的作用，把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阅读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使儿童在识字的基础上提前具备经、史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为以后博涉经史做好前期准备，充当了早期集中识字与后期阅读作文的桥梁。同时，这些蒙书与以往识字教材不同，开始重视吸收一些格言谚语，在语言上更加通俗易懂，代表了隋唐五代识字教材的承上启下的特征，上承南北朝的《千字文》，下启宋元明清的《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太公家教》见于敦煌文献，一些唐宋文人常常提及此书，这说明这本书从唐、五代到宋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不光在汉族中广受阅读，还传播到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元杂剧常提到此书中的一些谚语，清初还专门组织学者用满语翻译此书。从近代《鸣沙石室佚书》影印出版的敦煌唐人写本《太公家教》来看，全书多用四字韵语，共580句，计2610字，主要是一些为人处世的训诫语。其内容有少数是从《论语》《千字文》中抄过来的，但大部分句子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格言、俗语和谚语，主要向儿童和开始识字的成年人传授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正是因为语言通俗和抄引他书，此书被精英阶层认为“浅陋鄙俚”，但符合民间大众的需要，易念易背，切于实际，一些不识字的成年人都能从一些句子中获取立身的依据。如“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有恩不报，非成人也”，“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位君，终日为主”，“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瓜田不整履，李下不整冠。”
《兔园册府》，又名《兔园策府》《兔园策》《兔园册子》，与《太公家教》相同，《兔园册府》也曾在唐宋社会上盛行一时，又一度亡佚，后来在敦煌文献中找到。但《兔园册府》的编排体例与《太公家教》大不相同，它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辞比较典雅古奥；分门别类为48类，用偶句写成，强调知识掌故而非道德伦理；模仿科举策问体，每类有问有对，引经史作注释。这表明《兔园册府》在实际的识字教育方面远不如《太公家教》易操作，但五代宰相冯道随身携带此书查检，宋代文人屡屡提及此书流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王应麟《困学纪闻》），有些地区认为其内容“非鄙朴之谈”，以至家藏一本（孙光宪《北梦琐言》）。这应是科举入仕的观念已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结果，可见当时的识字教育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科举靠近。
唐代李翰的《蒙求》一书是唐代产生、唐宋元明间流行的另一本融合识字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教材，其意取自《易经》“童蒙求我”，但它与《太公家教》《兔园册府》有不同：《太公家教》注重的是立身处世的道德教育，《兔园册府》注重的是经史问答的知识教育，而《蒙求》则注重的是人物故事的历史教育。现存本《蒙求》共596句，计2484字，也是四言一句，注重押韵，每句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语，上下两句对偶，各讲一个历史故事，除终篇“浩浩万古，不可备甄。芟繁摭华，尔曹勉旃”外，全书共讲了592个故事或典故，信息量巨大，被称为“不出卷而知天下”（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形式如下：
这相当于把592个典故故事浓缩为592句四言诗，非常便于儿童诵读。此书历史故事所涉及的知识面较广，主要以历史人物故事和传说人物故事为主，许多是脍炙人口的掌故轶闻名篇，如“女娲补天”“杜康造酒”“仓颉制字”“蒙恬制笔”“蔡伦造纸”“西门投巫”“匡衡凿壁”“孙康映雪”“绿珠坠楼”“季布一诺”“屈原泽畔”“阮籍青眼”“陈蕃下榻”“田单火牛”“管宁割席”，等等。《蒙求》对后世影响深远，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把它与《千字文》并列，历代皆有学者对它进行注释和增补，它自唐代产生后，一直流传到清初才被新的读物代替，而这些新的读物如《三字经》《日记故事》《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蒙求》的影响。同时，它创造的这种新颖的编排体例，“类而偶之，联而韵之”，还催生了其他“蒙求体”的读物，涉及经传、文字、名物、小说、医学等，[29]如后世的断代蒙求书《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再如道德蒙求书《纯正蒙求》《孝悌蒙求》《训女蒙求》等，还有一些百科蒙求书如《名物蒙求》等。《蒙求》在唐代产生后就远涉重洋，流传日本，清末使日官员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就发现了好几种古本《蒙求》。
在写字教学方面，隋唐五代的儿童除了练习《千字文》等教材上的字外，还专门按照一种“上大人”的写字材料进行练习。“上大人”的原文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这段文字到了宋代就演化为“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这些汉字笔画和结构都很简单，有利于训练儿童练习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和基本结构，便于儿童开笔写字之用。元明以后，我国在写字教学上还利用这种简单易操作的材料。实际上，《千字文》在引导儿童认字写字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字不重复，不符合儿童学习的特点。当然，隋唐是科举制的滥觞，尤其是唐代科举和学校制度齐全，国子监专门设立书法教育机构，称为书学：“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新唐书·百官志》）。从宫廷到民间，人们也日益重视汉字的书法艺术，“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有书、判定选，书法作为进身途径之一，故唐人工书者多”[30]，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名家和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张敬玄《书则》等书论文章，所以此时期的写字教学比魏晋南北朝更加重视书法性。
四、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的识字写字教育乃至整个语文教育深受时代文化影响：首先，这个时期不但多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文化，而且中外交流日益加深拓展，各民族、各区域在学习汉字上都有自己的经验；其次，儒学以理学和心学的形式完成转型再次兴盛，“四书”出现，与“五经”并列，科举制和官僚制紧密结合，启蒙的识字教育得到空前重视，许多学者和官员也参与到识字教材或童蒙教材的编写中，使此时期的教材越来越有理学思想性和科举功利性，大批著名的识字教材被编制出来；再次，此时期的大众文化进一步繁荣，识字写字教育全面走向民间和大众，出现了一批适应大众需要的识字写字和日用知识教材。
南宋诗人陆游在郊外乡村时曾写诗描绘童蒙学堂的场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作者在此诗下面注释道：“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说明在宋代乡村，《百家姓》和一些杂字书在儿童的识字写字教学中非常流行，两种教材能并列成为村书，说明它们都是注重实用的识字教材。
《百家姓》约成书于宋初，根据“赵、钱、孙、李”的顺序，有人推测是当时奉宋为正朔的吴越国所编（王明清《玉照新志》）。《百家姓》在历史流传中出现不同版本，有些版本在姓氏下面还注明了郡望，现存《百家姓》所收姓氏有507个，由446个单姓和61个复姓组成。《百家姓》出现后，一直流传到宋元明清和近代，成为名气最大的“三百千”中的一种。在编排方式上，《百家姓》沿用以往识字教材如《千字文》的模式，四言一句，隔句成韵，但姓氏之间没有任何逻辑文理，只是为了凑成押韵的形式，以求读之顺口。例如：
61个复姓也是依照这种结构编排：
有学者考证，《百家姓》在宋初时配有曲谱，可供儿童唱诵。通篇共有15个韵，71个韵脚，读来朗朗上口。
陆游诗中说的“村书”，除《百家姓》外，是大量的杂字书。杂字书除了识字写字功能外，更多的是介绍日用知识和立身之道，所以它指向的读者群体除儿童外，还包括从事各种行业的成年人，主要流行于城乡大众阶层中，宋代《五言杂字》末尾说：“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自宋到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繁荣起来，杂字书教材大量涌现，如《四言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七言杂字诗》《杂字元龟》《益幼杂字》《山西杂字必读》《山东庄农日用杂字》等。明清时期还涌现不少图文对照的杂字书，如《新编对相四言》《魁本四言对相》《幼学杂字》等。值得注意的是，从宋代的《事林广记》到明清大量冠以“万用正宗”“不求人”等的日用类书或通俗类书中皆可看到杂字书的影响。[31]不过在精英阶层的教学中，宋代针对儿童识字写字的杂字书，影响较大的有三位理学家编的教材，分别是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作者不详的《名贤集》。明代朱升曾把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四书合刊，称“小四书”，较有影响。
《三字经》据传是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所编，自成书后在识字写字教育乃至整个蒙学教育中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被人称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重订此篇时认为其在启人知识方面胜过《千字文》。它虽然只有1000多个字，但却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三言成韵，句法灵活，用简单易诵、浅显易懂的形式很好地把识字写字教育与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全篇充满浓郁的劝学意识，第一部分讲教与学的重要性，开篇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讲起。第二部分讲基本的伦理道德和名物知识，如三才、三光、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第三部分讲为学的次序和学习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小学、四书、六经、五子等。第四部分勾勒出从上古到宋代的历史脉络，使儿童很容易了解历代王朝的大体顺序。第五部分呼应开头，通过讲述一些历史人物发奋读书的故事进行劝学。
《三字经》诞生后，很快与《百家姓》《千字文》并列为著名的“三百千”，三书成为一个经典的识字写字教材系列，各有所长，相互配合，明人吕坤说：“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亦有义理。”（吕坤《社学要略》）它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都广为传诵，被精英阶层看作“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被大众阶层在各种专门领域中进行改编，甚至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流传到欧美。
明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和总结阶段，学者逐渐在《三字经》的基础上把识字教育与知识、伦理道德教育进一步深化和融合，出现了四种有名且对后世影响大的教材，分别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弟子规》《增广贤文》。这四部书都是通过明清文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渐成为经典教材的。
《龙文鞭影》原为明代萧良友编著的《蒙养故事》，后由清代杨臣诤补订为《龙文鞭影》，全书以历史典故为主，从体例上来说，受李翰《蒙求》影响很大，但比《蒙求》内容要多，主要吸收以往历史蒙求书的材料，另外还吸收一些神话、小说中的材料，四字一句，两句押韵，流畅顺口。
《幼学琼林》，原名《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原是明代程登吉编著，后由清人邹圣脉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是清代和近代风靡全国的名物常识类教材。它突破了其他教材追求整齐字数的限制，用不同字数的骈体文写成，可长可短，对偶工整，便于记诵。全书包罗万象，涉及大量成语典故、百科知识和格言警句，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弟子规》原是康熙年间李毓秀编著的《训蒙文》，后由贾存仁修订改名为《弟子规》。此书以三言的形式介绍各种学规、学则、道德、伦理等，共1080字，问世不久就被清廷定为各类学校的童蒙必读教材。它融合了识字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清代中叶后广为流传，其影响程度一度与《三字经》并列甚至超越之。
《增广贤文》原为明代编写的道家童蒙教材，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后经过不断增补，到清代定名为《增广贤文》。全书以“性本恶”为前提，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劝导：一谈人性及人际关系，二谈命运，三谈处世，四谈读书，内容广泛。在具体编排形式上，与《幼学琼林》一样受《太公家教》影响，颇多今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
类似以上四种教材的书还有很多，如《鉴略妥注》《治家格言》《小儿语》《教儿经》《老学究语》等，但若追根溯源的话，从编纂体例上无非都受到唐代《太公家教》或《蒙求》的影响。同时，宋元明清由于理学的昌盛，许多理学家和学者也重视自编一些此类教材，如王应麟《小学绀珠》、朱熹《小学》《童蒙须知》、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真德秀《家塾常仪》、方孝孺《幼仪杂箴》、王守仁《训儿篇》、张履祥《初学备忘》等。但这些教材并不接地气，要么是不够通俗易诵，要么是思想灌输色彩太浓，都没有在具体的教学中真正流传开来。
与以上过于灌输理学思想的教材不同，清代著名文字学家、语文教育家王筠的《文字蒙求》是一部贴近儿童心理、喜好和汉字认知规律的识字教材。此书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提倡运用“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进行分类识字，按照由易到难、由独体到合体的顺序编排内容，并对每个字进行通俗有趣、贴近生活的解释和描述，甚至把清代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便于儿童接受的形式，使之对某字的形声义有初步的认识。如：
可以说，王筠的《文字蒙求》跳出了以往识字教材过于追求思想教育而不注重识字规律和儿童心理的窠臼，其编排理念和编排方式已体现出人本主义的科学理念，既促进儿童的想象力，又丰富儿童的文化知识。
在识字教学方面，元明清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王日休在《训蒙法》中主张，如果儿童开始识字时不能通读的话，就暂时少读几句，如先把前两句读熟，再把后两句读熟，之后再通读四句，这样儿童在随文识字时才不会感到倦怠，“须是熟，即便放归”，即读熟后就放学。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主张将识字与写字结合在一起，称之为“考字”。王筠主张根据“六书”的汉字规律进行分类识字，先易后难，先具体后抽象。这样的分类识字不仅使儿童掌握了两千左右的字，还学会了以简驭繁、自主识字的能力。王筠还提出一种类似卡片法的识字法，使学生更有效率地识字。
在写字教学方面，宋元明清在前代贤达摸索的基础上，终于系统形成了一整套写字教学步骤，也总结出一整套的写字教学理论，如王日休《训蒙法》、吕坤《社学要略》、王筠《文字蒙求》《教童子法》、崔学古《幼学》《少训》《学海津梁》中都有写字教学的相应方法，且较为重视书法的训练。王日休主张写字时不要太怜惜纸张，应先写大字，大字写好后才能写好小字，且为避免儿童的厌烦情绪，字写好后就可以放学。在儿童初次写字的年龄上，王筠警告写字不可早，“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这是因为幼儿的手腕构造还未发展出足够握笔的能力，现在有研究表明，写字太早可能会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一定损害。[32]程端礼规定小学每四天中要用一天来写字，他尤其重视学生在写字时应临摹智永影写所书《千字文》，且不准在纸张空白处写字，以免影写走样。
在书法教学上，宋元明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日益成熟，科举考试不仅重视文章在文笔和思想上的内在美，也注重书法上的形式美。宋徽宗和元文宗都是喜欢书法的皇帝，明清士人参加科考也会在书法上下足工夫，所以宋元明清总结出一套写字教学和书法教学相互融合的方法，才出现了如苏东坡、黄庭坚、蔡襄、米芾、赵孟、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邢侗、王铎、傅山、许友、朱耷、朱彝尊、刘墉、翁方纲、吴昌硕等书法名家。明代不少学者在写字教学上多主张应临摹颜真卿的字体，不可学习当时软俗之体。明清写字教学已经很有步骤：教师先教学生如何把腕执笔，学生按照“上大人，丘乙己”的次序练习笔画和结构，先写中楷，再写小楷和大楷。学生首先描红，在描红字帖上用墨笔一笔一笔描成黑色；次影写，把一张薄纸放在中楷字上，按照下面的中楷字写出来；再临帖，摹写著名书法范本。明清时期的写字教学已经与书法教学融合得十分紧密，如“永字八法”，对写字有着严格的要求，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