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统的阅读教材与教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刚进贾府，贾母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贾母所言，其实反映了古代识字教育和阅读教育的一些差异。如上节所述，宋元明清出现许多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识字教材，似乎当时的识字率很高。但正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言，许多人认得成百上千个人的名字，甚至可以撰写一些书信，却难以阅读一本简单的书籍，“穷人家的孩子在粗通识字技巧后，就会离开蒙馆”，“人们常常碰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能读一两页书，却根本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33]。
在语文教育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中，阅读应是最关键的，只有学会了阅读，才能学会自主性地获取知识，才能进一步提升其他三个方面的能力，朱熹讲：“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儿童通过集中识字掌握了阅读所需的常用字，又通过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的融合掌握了阅读所需的知识典故和价值判断，正式具备了阅读的需求和能力。但在具体的阅读教材与教学中，仍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通过一些初级的阅读教材进行阅读的初级训练，培养基本的语感，如抓住儿童爱听故事和爱诵诗歌的特点，使之阅读一些浅易的散文故事、诗歌等；其次是阅读一些文章选本，使之了解文章的结构和思路，为后来阅读经史子集和各种日常文本做好准备。当然，这已是唐宋以来比较完善的阅读教学，唐宋以前的阅读教材的编写和阅读教学比较粗略，但历史上游的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摸索努力和教学特点，这样才成就了历史下游的创造。
一、周秦两汉
孔子谈礼时曾说到夏商两代的礼“文献不足征”，只有周朝的礼有迹可循。同样，在探讨阅读教育时，夏商两代面临此种情况，但《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朝仍有一定的文献可资阅读。阅读教育的前提是社会上已经开始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或书籍，周朝制礼作乐，学校成形，以“六经”为代表的一批经典的书籍被编写出来，尤其是平王东迁后，政教分离，学官们携“六经”流散天下，私学兴起，“百家竞作，九流并起”，纷纷立言著书，书籍开始真正流传到社会上，阅读教育成为必须。春秋战国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产生大批经典文献，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和话语体系，这些文献既是当时阅读教育的成果，也成为后来阅读教育的教材。所以这个时期主要的阅读教材是“六经”、诸子散文。
“六经”被称为先王政典，但在东周并非儒家独尊的经典，而是各派共尊的经典，诸子皆从“六经”中获取知识和灵感，《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六经”原本博杂，世传经孔子整理删定后才成为系统的阅读教材，孔子认为以“六经”作为阅读教材可以实现不同的教化效果：“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诗经》收录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以其“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功能，成为最基本的诗歌阅读教材；《尚书》记录了三代的历史事件，成为最基本的历史阅读教材；《乐经》主要讲述音乐陶冶性情、教化人民的内容；《易经》即《周易》，继承了商朝以来的卜筮文化，表达趋利避害的处世哲学；《礼经》即《仪礼》，介绍了周代的各种礼仪，是常见的礼仪阅读教材，《礼记》即是师生共同阅读《仪礼》之后的注解，两书与《周礼》并称“三礼”；《春秋》是孔子整理的鲁国史书，因其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成为常见的历史散文阅读教材，“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便于阅读《春秋》的代表性注解。人们在阅读“六经”时常感古奥，因此也常通过温习阅读一些注解书籍如“传”“记”来加深对“六经”的理解。在阅读“六经”的具体过程中，先秦一般采用“讽”“诵”的方式，“讽”即读书背书，“诵”即配乐歌颂。
诸子散文很多本身就是某个学派的师生问答或思想表达，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自然成为重要的阅读教材。许多优秀的诸子散文不仅在本派充当经典的阅读教材，还突破门派流传到社会上，成为广大学生群体和士人阶层的阅读教材。现存先秦诸子散文应是当时众多散文中的一部分，因为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常有亡佚。诸子散文在文笔和思想上的不同魅力正是先秦阅读教育的成就体现，如前期的《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后期的《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同时它们也很快成为新时代阅读教育的教材。诸子在阅读教学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阅读的方法，如在老师讲解和师生问答的基础上提出的启发善诱、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博文约礼、切问近思、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切磋琢磨等。
秦汉作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汉随秦制，在基本的教育制度上仍是“以法为教”，虽然汉武帝时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情况不然，光鲜的儒家衣服包裹的仍是法家的肉身，且诸子仍然流行，汉宣帝曾教训好儒的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把全国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分别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除“六经”外，诸子仍是重要的阅读教材，而数术、方技类的存在也反映出秦汉社会浓厚的阴阳五行和谶纬观念，可见秦皇汉武追求长生的观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秦汉时期的阅读教材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五经”和《论语》《孝经》。因《乐经》的亡佚，西汉初期只剩下了“五经”，汉初朝廷专设“五经博士”，“五经”成为最重要的阅读教材。西汉标榜“以至孝理天下”，皇帝谥号前皆加“孝”字，所以《孝经》成为必读书，汉平帝时曾下令在全国庠序中设《孝经》师一人，《论语》亦受重视。王充回忆幼年所受教育，“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可知学生先在小学读《论语》《孝经》，后在大学读“五经”。
二是律令文书。秦汉是一个律令制社会，阅读和学习律令是立身的前提，近代以来出土的秦简汉简多是律令。
三是诗赋、诸子及其他。推翻秦朝的项羽和刘邦皆为楚人，两人皆有楚辞色彩的诗歌传世，加之武帝时设乐府采诗，所以两汉的诗歌教材应较为流行，汉赋也成为汉代最突出的文学作品，成为重要的阅读教材。汉代的统治注重实际，“霸王道杂之”，所以在阅读教材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如早期有关黄老之学的文献、申韩法家的文献、诸子作品甚至讲述天人感应的纬书，不过此时的诸子除了先秦诸子外，还包括西汉诸子。
两汉时期的阅读教学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国家法律层面的推动，阅读教学有强烈的出仕目的，如国家设立“五经博士”，不少士人皆以通一经成为卿相。萧何制律规定“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即背书九千字。武帝时在选拔官吏时“先用诵多者”（《汉书·儒林传》），可知对学生和士人的阅读要求还是很高的。第二，由于学术争论层面的促进，如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阅读教学非常注重“汉学”特色的讲解，如通过注音、断句、训诂等来帮助学生理解经典，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学家和解经作品，“五经”皆有不少汉注。但因为门户之见，阅读教学注重师法传承，有“受业门徒”与“入室弟子”之分，如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能见其一面，“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晋书·隐逸传》）。第三，受经学研究风气的影响，阅读教学出现了相关的工具书，如最为著名的《尔雅》《说文解字》《方言》，其中《尔雅》是第一部词典，《说文解字》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字的字典，《方言》则是第一部比较方言的辞书。三书在当时的阅读教学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成为后代阅读教学的重要参考。
二、魏晋南北朝
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的坍塌和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造成了魏晋南北朝各种思想文化的奔流与融合，经学、史学、文学、玄学、佛教、道教等都得以广泛传播，新的文化影响了新的阅读教材，这一时期的阅读教材数量众多、思想博杂、层次多样，流露出时代文化和魏晋风骨的新气息。所以此时期的阅读教育“皆以博涉为贵”（《颜氏家训》），《世说新语》中屡次提到士人在阅读中追求“博览”“广博”，因为只有博览群书，遍阅百家，方可在谈玄辩论中引经据典，展示才思和境界。
首先，此时的阅读教材增加了玄学和佛学的新内容。汉末以来战争频仍，百姓朝不保夕，现实的幻灭使儒学黯然失色，加之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魏晋以来清谈玄学的风气盛行，“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三书成为显学，流行于学校和社会之中，东晋名臣殷仲堪曾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世说新语》）同儒学经典一样，玄学经典也有大量的注解书，除著名学者王弼、郭象外，甚至梁武帝都有玄学经典的注疏，可见当时阅读玄学的社会风气。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进入并流行于中国的时期，从南朝到北朝，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受佛教影响极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经讲师和以“小品”为名的佛学篇章，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北朝洛阳众多伽蓝，从帝王到平民，无不处在寺庙环绕和佛经诵声中，佛经自然成为阅读教材。
其次，尽管玄学和佛教流行，但此时期最重要的阅读教材仍然沿用两汉阅读的《论语》《孝经》和“五经”。颜之推记载当时“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学经》者，尚为人师”（《颜氏家训·勉学》），许多士人甚至僧人，在辩谈过程中对《论语》《孝经》和“五经”的句子信手拈来，可见在平时的阅读教育中，人们对玄学、佛学和儒学等教材的态度也达到了“将无同”[34]的程度。此时期，学生识字成熟后，先在小学读《论语》《孝经》，后入大学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阅读“五经”及其相关注解书籍，如先读文字浅显、押韵上口的《诗经》或字数较少、句法简单的《尚书》，后读字数较多、句法复杂的“三礼”“三传”或言辞精微的《周易》。颜之推描述南朝士大夫子弟接受阅读教育的情形：“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氏家训·勉学》）
再次，系统的文史作品成为重要的阅读教材。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其实也是史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和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各自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文学方面，诗、赋、文各种体裁基本成型，著名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例如左思写赋后出现了竞相传写、“洛阳纸贵”的局面，可见人们阅读诗赋之热情。此时期出现了《文选》这一著名的文章学阅读教材和《文心雕龙》这一著名的文艺学阅读教材，对当时和后世的阅读教育乃至整个语文教育影响重大，出现了以两书为研究对象的“选学”和“龙学”。史学方面，此时期的史家在继承《史记》和《汉书》的基础上编纂出《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北齐书》《南齐书》等，它们在文采上比史、汉更加优美，且当时是战乱频仍、兴亡更迭的年代，许多士人从史书中寻找治乱的关键。[35]综合各种因素，文史书籍也成为重要的阅读教材。
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魏晋南北朝除了沿用两汉的师法训诂和启发讲解之外，还特别重视自学、忘言、义疏、辩论的阅读方法，追求一种玄远自得或“神超形越”的阅读境界。自学的阅读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自主读书，当时有口治（朗读与吟咏）与目治（默读）之分，[36]不少高士、帝王如皇甫谧、殷浩、裴松之、梁元帝等在早期皆是自主读书；二是抄书，由于印刷术的不发达，许多学者在受教育早期多是借书抄书，而抄书在阅读效果上比读书更佳，如颜之推曾记载：“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忘言的阅读方法，主要是受清谈和玄学影响，此时的阅读教育提倡“得意忘言”和“得鱼忘筌”的“不言之教”，主张从整体上理解文章旨趣。义疏的阅读方法，主要受佛典“义疏”的影响，人们借鉴这种“义疏”体来解读儒学经典，既解释原文，又考核汉注，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辩论的阅读方法，亦是受清谈和玄学影响，在阅读的过程中，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之间、僧俗之间常通过辩论来交流彼此的阅读心得，以此扩大视野，深化理解，还能锻炼各自的口语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
三、隋唐五代
隋唐因处在贵族政治迈向官僚政治的转型时期，科举制的形成对阅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因处在多元文化和各种宗教共存的阶段，儒释道三教的竞争发展使阅读教材又得以丰富和深化。所以，此时的阅读教材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同时增加了新内容。
首先，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低潮后，儒学在隋唐佛道两教的压制下逐渐开始抬头，突出表现在经学的阅读教材得到扩充和深化。第一是唐代由“五经”发展到“九经”，分别是《诗》《书》《易》加上“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和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并纳入科举考试中。第二是唐代针对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各种经典注疏进行了统一整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学者编撰了《五经正义》，并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正义”和“义疏”体式相同，即用唐代语言对经文和古注进行解释，有助于世人对经学书籍的阅读和理解。另外，陆德明根据自身的教学需要编写了《经典释文》，从音义体的角度对包括“九经”、《尔雅》《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在内的十四部书进行了注解，对阅读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也从《经典释文》中可知隋唐视野中的经典都是哪些作品，两汉以来的《尔雅》《孝经》《论语》及魏晋以来的《老子》《庄子》在隋唐仍然是重要的阅读教材。
其次，佛学典籍也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阅读教材。唐代是佛学昌盛的时期，佛教在此时真正实现了中国化，并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律宗、法相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皆在唐代形成，仅禅宗就发展到了“五家七宗”。以玄奘组织的译场为代表，唐代进入翻译佛经的全盛期，佛经广泛流传于庙堂和江湖之中，而且，唐代还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唯一一部佛经——禅宗的《坛经》。
再次，诗歌和散文大量进入阅读教材。唐代的诗歌经过六朝的发展和科举考诗赋的推动，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局面，各种题材和体式的诗歌都发展到最高峰，正所谓“李杜文章万口传”，诗歌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传诵阅读的材料，诗赋的教学从宫廷子弟到乡村儿童都非常普遍，此时出现了一些摘抄或汇总的诗集如《文场秀句》《百家诗》。隋唐五代，《文选》仍是学童和士人阅读的经典教材，但中唐随着政治转型，六朝贵族空洞的骈体文已不符合时代需求，因此韩愈、柳宗元倡导了“古文运动”，古文即散文，于是散文日益受到阅读群体的重视。
但实际上，隋唐五代的阅读教材不仅这些，由于当时兼容并蓄的文化特点，加之科举类型的完备及要求的严格，士人在阅读中需要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都是唐代编撰的，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宫廷和民间也推崇道教经典，唐代又出现摘抄群书的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唐代的阅读教材是非常广泛的。同时，因为涉猎广博的阅读特点，此时不少人注重在阅读过程中应减少以往寻章摘句的经验，尽量以理解文章要旨为根本，韩愈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柳宗元亦教导学生“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
四、宋元明清
儒学在宋代正式摆脱了佛教的压制，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完成了突破和转型，同时结合科举制和官僚制成为政权的主导思想，反映在阅读教育层面，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四书”和“十三经”形成，“四书”“五经”和“十三经”成为宋元明清阅读教育的核心教材。明代又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清代刻出《十三经注疏》。二是由于理学家对教育的重视，阅读教学在宋元明清开始形成一个有步骤、有层次、有理论、有方法的系统，集古代之大成，阅读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教学规律，有的放矢，突出了道德伦理色彩。三是由于科举制对教育的主导作用，阅读教材与教学带有明显的科举功利性。四是因为明清时期君权专制和思想控制的加强，国家要求学校和社会阅读一些朝廷专门编制的法律读物和伦理读物：如明初专门下诏规定天下各级基层组织建立私塾，师生共读《御制大诰》，读完三年后，教师率领学生到礼部背诵，朝廷根据背诵的字数多寡进行赏赐；[37]清代则命令全国各级学校和社会组织诵读《圣谕广训》，雍正时期甚至因为“曾静案”命令全国阅读《大义觉迷录》。大体来说，宋元明清的阅读教材和阅读教学分为两个阶段。
（一）阅读散文故事、诗歌选本进行初步阅读训练
学童在第一阶段集中识字后，又利用一些韵语教材了解一些文化知识，具备了阅读的基础，但骤读经史仍然很难，所以需要一些过渡教材培养阅读的语感，而根据少年儿童喜欢故事和声律的特点，这些过渡教材便是一些浅显易懂的散文故事和诗歌选本。
散文故事类的教材主要有《书言故事》《日记故事》《养蒙图说》《二十四孝图说》《君臣故事》《金壁故事》《童蒙观鉴》《黄眉故事》《白眉故事》等。这些散文故事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数不断被历代修订补充，尤其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此类故事书逐渐图文并茂，有图有故事，有些甚至异常精美，刺激了儿童的阅读兴趣，也深受大众的喜爱。
《书言故事》是宋代胡继宗编写的一部为儿童介绍成语、典故的散文故事书，此书共十二卷，篇幅很大，按故事性质分类，多达225类。先举出成语或典故，相当于辞书中的词条；再征引或改编原文，使之成为适合儿童、简约易懂的微型散文，并对相关难字进行音义注释，或简述其大概意思，或标出文献出处，形式如下：
《日记故事》是元代学者虞韶为童蒙读书编纂的一部人物故事书，此书是散文故事类书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以启其效法之心”（唐彪《父师善诱法》），足见其书编纂的科学性和思想性赢得了大众的喜爱。虞韶编纂此书直接受到北宋学者杨亿的启发，杨氏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续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38]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有许多版本，后人陆续增补注释，所以不同的版本内容也不尽相同。此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很短，多数在百字以内，然与《书言故事》颇有异同：故事皆浅显易懂，亦有相关难字的音义注释，然与《书言故事》征引或改编原文不同，此书中的故事基本都是编者自己写的，如司马光破瓮救儿、李白磨杵作针等。其形式如下：
【磨杵作针】唐李白，字太白，陇西人。少读书，未成，弃去。道逢一老妪（音于，去声，老妇曰妪）磨铁杵。白问：“将欲何用？”曰：“欲作针。”白感其言，遂还卒业。
《二十四孝图说》是对二十四个孝行故事的插图散文故事书，其特色是以图为主，用浅显文字对图中故事进行解说，故名“图说”。它在元代成书后，因其通俗美观的设计和忠孝故事的戏剧性，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影响很大，一直到近代仍然被世人口口相传。这二十四个孝行故事囊括历代著名孝子的故事，取材广泛，上至帝王，中至官宦，下至平民，如孝感动天（上古虞舜）、戏彩娱亲（老莱子）、百里负米（子路）、亲尝汤药（汉文帝）、为母埋儿（郭巨）、扇枕温衾（黄香）、涌泉跃鲤（姜诗）、卧冰求鲤（王祥）、恣蚊饱血（吴猛）、乳姑不怠（崔山南）、涤亲溺器（黄庭坚）等。每个故事在图画下面用简短的故事解说，后配一首五言绝句歌咏之。当然，这24个故事在今天看来过于强调封建纲常，有些甚至不近人情或迷信因果，如郭巨埋儿、哭竹生笋等。与《二十四孝图说》类似，明清时期又产生了更多的图文并茂的散文故事书，如《养正图解》《蒙养图说》《养蒙图说》《小学图》《发蒙图说》《启蒙图说》《孝友图说》等，思想道德和纲常伦理的说教借助发达的印刷术和繁荣的商业文化流传到儿童的阅读教材中。
诗歌选本类的教材主要有《咏史诗》《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人很早就注重诗歌对阅读的启蒙作用，“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方面，诗歌阅读可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培养对音律的语感，掌握一般的名物知识。另一方面，诗歌可以陶冶儿童的道德情操，调节学习情绪，王阳明说“发其志意”，吕坤说“责之体认”。
《咏史诗》是唐末胡曾所写，共收录一百余首咏史诗，涉及范围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语言通俗，皆是简单易懂的七言绝句，在宋元明颇为流行，不少通俗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就曾引用《咏史诗》中的诗篇。《神童诗》据传是北宋神童汪洙所作，实际上在后代被不断增补，此书皆是五言绝句，格律工整，语言畅晓，趣味盎然，所以流传较广，后来清人又编了《续神童诗》。《千家诗》有不同版本，现存最经典的版本是宋末谢枋得与明代王相所编的版本，全书收录唐宋诗作227首，包括五言、七言的绝句和律诗，因其题材广泛多样，语言通俗易懂，诗风清新自然，流传极广，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列为“三百千千”，它“既是集中识字教学向分散识字教学的过渡形式，又是识字教学向阅读教学的过渡形式”[39]。《唐诗三百首》乃清代学者孙洙（蘅塘退士）所编，收录了77位唐代诗人的311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此书一出，风行海内外，不但成为最著名的唐诗选本，也成为最著名的诗歌选本，影响了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道光年间才女陈婉俊对此书作注又令此书增色不少。除了以上三种外，清代还出现了一些诗歌选本，较有名的是李元度编的《小学弦歌》。
（二）阅读文章选本和经史子集进行高级阅读训练
南朝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历经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仍然流传不衰，且宋代科举有考察诗文的辞科，进一步促进了士人阅读《文选》的热情，陆游曾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除了文选外，宋元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其他文章选本，以便学生士子阅读作文之用。与《文选》不同，这些文章选本大都是评点本，包括解释字义和名物典故的注、鉴赏文章笔法和思想的批（评）以及标示重要词句的圈点，目的是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要旨和写作的方法。
宋代的文章选本多是一些理学家和学者所编。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主要收录自《左传》《国语》至北宋的文章，他在此书自序中说选文的标准“以明义理、切实用为主”；吕祖谦编《古文关键》和《东莱博议》，前者选录包括唐宋八大家在内的文章60多篇，逐篇评注文章写法的关键，后者又称《左氏博议》，“为诸生课试之作”，选取《左传》文章进行评议，对作文的指导性很强，在宋代影响较大；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收录汉、晋、唐、宋文章，韩愈文章占近一半，此书亦为指导科举之书，分为“放胆文”和“小心文”，每篇文章均批注圈点，对后世影响亦广。
明清的文章选本数量众多，评选文章成为时代风气，上至康熙帝选编《古文渊鉴》，下至普通秀才吴楚材、吴调侯选编《古文观止》，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明代茅坤选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随着此书的广布，“唐宋八大家”之名亦流传开来；清代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标志着文章选本类的阅读教材的成熟，对后世影响颇大；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选注了222篇著名文章，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上至先秦，下迄明末，此书原本供学塾使用，但流传甚广，成为清代中叶以来最流行、最知名的古文阅读教材。鲁迅先生认为此书在文学上的影响可与《昭明文选》并列。
学生通过阅读这些文章选本，培养基本的阅读理解和写作文章的能力，“至少要教他们读熟二百来篇古文，再少不够，过多也不必，因为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能力，学生就可以自己去广泛涉猎，不需要由老师一句一篇地来讲了”[40]。学生读完这些文章选本，下一步就是认真阅读宋代以来产生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然后再广泛涉猎其他书籍。但为了便于士子阅读这些经书，政府和学者还是编注了便于阅读理解的版本，比较著名的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明初编纂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清代阮元编刻的《十三经注疏》等。总体来说，宋元明清的阅读教材，受三个方面的影响较大，其一是理学思想，其二是科举和八股文，其三是学术研究如宋儒的宋学、清代乾嘉学派的汉学。尤其是科举对当时的阅读教育影响极深，元儒许衡七岁入学时问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清代杭州义塾有费丙章的题联曰：“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
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上，宋元明清探索了许多指导阅读的方法。一是重视朗读和背诵的方法，老师引导学生点明句读，了解字音，强调学生大声朗读和熟读，读时须字字分明，句句清楚，须响亮准确，以求学生聚精会神，且要熟读成诵，老师检查学生背诵，“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二是重视讲读字句含义和文章笔法的方法，老师引导学生“字求其训，句求其意，章求其旨”（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方面在学生熟读成诵的基础上讲解文章的义理、笔法、脉络等，同时又要根据不同文章的难易程度和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灵活讲解，另一方面在讲读句意文法的基础上又要求学生通过背书、温书加深理解。三是重视辩论和会讲的方法，宋明两代的书院兴盛，不少学者在教授学生阅读的过程中注重师生之间、同窗之间的讨论和辩论，很多学者和学者之间也常组织一些会讲活动，朱熹就同许多同代学者如张栻及吕祖谦、陆九渊分别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和“鹅湖之会”。明中叶后，许多学者也借助书院和学社进行会讲。四是重视广读博览的方法，大凡此时期的文学家或思想家提到阅读时无不提倡博览群书，所谓博览，不仅指书的种类，还涉及文章的体裁，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此时期不少学者在具体的读书实践和教育过程中提出一些“读书法”，深刻促进了当时的阅读教育，对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朱熹的读书法。这是古代最著名、最系统的读书法，影响也最大，朱熹之后许多著名的阅读理论几乎没有不受此影响的。朱熹治学教学四十余年，提倡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他的学生将其读书法归纳总结为六条：“循序渐进”，强调读书要有一定的次序，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计划；“熟读精思”，强调多读成诵，而且要从“无疑”到“有疑”，再到“解疑”，[41]方能融会贯通；“虚心涵泳”，强调读书时要虚怀若谷，反对先入为主，还要反复咀嚼，细心玩索；“切己体察”，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着紧用力”，强调必须抓紧时间，刚毅果决，反对拖延松垮；“居敬持志”，强调读书时态度端正，收敛身心，聚精会神，并树立远大志向，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持。
二是苏轼的读书法，被称为“八面受敌”法。他在《又答王庠书》中以自己熟读的《汉书》为例，强调“每次作一意求之”，即每读一遍集中注意书中的一个问题，“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概括来说，此读书法注重每次读书都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于一个方面。
三是元代程端礼的读书法，此读书法受朱子读书法启发较大。他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严格为读书设定程序，强调读书须全神贯注，每日只读一书；读书须烂熟通透；读书应多读多背，反复温习玩索；读书须严守程序，先字训、次四书，次诸经，次读史，次读文，次作文；读书不得每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读书应创制进程表，记载考核每日读书功课进程。
四是清代唐彪的读书法，被称为“五类四别”读书法。唐彪所言“五类”是“有当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再三细读之书，有当备以资考之书”，“四别”分为“目治之书”（读一遍即可）、“口治之书”（既读且背）、“必治之书”（既背且研究）、“手治之书”（不仅要读、背，还要摘抄）。此种读书法强调读书要分类，要详略得当，以便提高读书效率，节省读书精力。
除此之外，还有蒲松龄的“五要”读书法（要天天读、要夜夜读、要老年读、要抄书读、要分类读）、戴震的“贵精”读书法、焦循的“于无疑处求有疑”读书法（读书-寻疑-深思-再读-再思-求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