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译者的翻转/翻身

相关的挑战与反逆可由两个角度来探讨。从欧美的思潮来观察，其中荦荦大者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著名的三个比喻——碎瓶、切线、来生——来讨论翻译，既颠覆了原文作为源头的权威，也质疑了译文与原文如影随形的关系，试图为译文缔造新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进一步发挥，消解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从、甚至主奴关系，而拈出“互补”（complementarity）之说。至于德·曼（Paul de Man）的理念与实作之间的落差也值得观察。他以本雅明的理论及其英译为例，主张不可译性，但在证明其论点时，却以另一人的佳译和自己的英译来质疑先前英译之不妥，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显可见。

另一方面是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切入。在理论方面如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特重翻译之情境与脉络，以历史化的思维重新省视翻译，尤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将翻译视为反抗与转化的场域。巴巴（Homi K. Bhabha）有关文化翻译的说法以及拟态（mimicry）等观念，也为被殖民者的抵抗、反扑、逆写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斯皮瓦克身兼理论家与翻译者的双重角色，由早年从法文英译德里达的《书写学》（Of Grammatology）并撰写长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到后来挟多年学术声望，英译故乡孟加拉女作家戴薇（Mahasweta Devi）的《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 Three Stories by Mahasweta Devi），附上访谈、序言、译注、跋语，将她推上国际文坛。她的翻译实践与具体、平实、可行的翻译观，足堪借鉴。这两股思潮合流，大大挑战了旧有的翻译观，也为译者的翻转/翻身提供了契机。

如果我们从“翻译”开始反逆，那么“Traduttore，traditore”在“翻译成如此丰富、如此不同于英文（就此处而言，意大利文）、如此具有光辉的文学传统和知识传统的中文”之后（米勒，1991:8），衍异/演义出繁复纷杂的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就“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个中文翻译而言，至少具有三重意义：违逆、追溯、预测。其中，“违逆”“不肖”（后者取其“不像”与“恶劣”二意），最贴近意大利文原意和当今的中文用法。“追溯”则取“以意逆志”之意，虽然难免“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之讥，却也是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以及读书—知人—论世的重要方式。“预测”则取“逆睹”“逆料”之意，把目标投射于未来——虽然这种预测可能违逆/ 违反原来的意思，以致有“不肖”之讥。如此说来，译者有意无意之间集三重意义于一身，综合了逆与顺、反与正、不肖与肖似、前瞻与回顾、开创与溯源。这种说法似乎在米勒强调理论经过翻译之后在异地的新开始之外，还同时包含了时空两个面向的越界：既溯源也创新，既回顾也前瞻，“既读取也传送”（“to retrieve and relay”, Hatim & Mason，1997: viii）。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正是译者。原先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好的“译者/逆者”，在“翻译”之后竟能如此的翻转与翻身，真可谓“不可逆睹”。果真如此，又该如何看待译者的角色呢？

从本文开头所叙述的米勒轶事可以看出，其实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绝非作者宰制译者的单向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地翻转了。正如笔者在《理论之旅行/翻译》一文中所言，“原先为权力/权威来源的原作者，在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中，成为必须仰赖他人（即译者）的能力、善意、用功的被译者”。笔者并指出，“在晚近的翻译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为译者的身份、地位呼吁，强调他们身为再现者/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评论者甚至颠覆者的角色”（本书第195页）。此处拟进一步分述译者的不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