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提到诺夫戈罗德，认为那里的社会发展是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一个古代罗斯地区：在那里，社会按职业的类型来划分，不同阶级的政治作用与职业的类型相符合。“这个自由的城市早就摆脱了公爵和供职贵族的直接压制，获得了民主制度的形式。但在更早以前，这个以对外贸易的成就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已建立了几处大的商馆。这些商馆是诺夫戈罗德商业领导机关，因此后来便变为政府的权贵。但是他们的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并未取消诺夫戈罗德制度的民主形式。” ^[12]

我们在这里看到与上面相同的情况：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结论的基础。这是因为结论比事实的基础要广泛得多。

历史表明，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最高的——就其经济地位而言——阶级的政治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却取得了比较确定和巩固的法律形式。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如果我们在诺夫戈罗德看到第一种情况，那么在威尼斯，我们便看到第二种情况。最初，在这一自由的城市里，也只有经济地位相互差异的阶级，而没有政治权利互不相同的等级。但后来，事情起了急剧的变化。在十三世纪末叶发生了所谓Serrata del maggior Consiglio ^[13] ，为威尼斯的商业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怎么回事？我们有权认为这一变革是征服的结果——哪怕是很遥远的结果么？无论如何不能。在1797年5月法国军队入侵以前，这一亚得里亚的“海上女皇”并不知道外国的征服。我们可以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话说，那里的经济因素经常先于政治因素。但是我们在威尼斯也看到同样的现象，——经济统治阶级取得了政治特权，——而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见，这种现象是只能在那些相反的、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的国家里发生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虽曾为外国所征服，却在长期内不断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也就是朝着与威尼斯政治发展的贵族方向直接相反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否因为那里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同威尼斯直接相反呢？否。像在威尼斯和全世界一样，在佛罗伦萨，经济因素也是“先于”政治因素的。但在佛罗伦萨，经济因素引起了一种与威尼斯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因而造成了它的政治发展的相反方向，也就是造成了政治因素的完全不同的特性 ^[14] 。

尽管在威尼斯建立了贵族制度，而在佛罗伦萨则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两处的统治阶级却是尽力使用政治手段来保卫其经济利益的。当然，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也是同样。不过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政治结构的差别，政治手段各异其趣罢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普鲁士统治阶级直到现在还享有政治特权。但法国统治阶级已无政治特权。然而像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富有市民一样，法国资产阶级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也尽力使用了政治手段，而且对于维护其经济统治的立法的重视，当然也不亚于他们。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

俄国怎样呢？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各个不同部分，经济因而也是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简直可以说，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知道阶级，但不知道等级。在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各个不同阶级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别，才逐渐出现。这种差别最初在立陶宛罗斯，后来又在莫斯科罗斯导致了比较界限分明的不同阶层的形成。事情的发展，虽有必要的改变（mutatis mutan dis），但在这里同在威尼斯和所有地方，都是一样，而且在这里一如在所有一切地方，经济的因素也先于政治因素，给政治因素的发展以方向，并决定其进程的速度和其现象的鲜明性。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错误，在于他过分缩小了政治手段这个概念，完全任意把它同政治特权这一概念等量齐观。

排除了这一孕育着种种荒谬结论的错误，我们便可——仍然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见解——明确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归结到什么。

尊敬的历史学家在看到征服者利用政治手段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以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方面改变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引起许多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新的经济事实，都将是先于它的政治事实的结果” ^[15] 。

这很正确。但我们在这里将要看到的，正是政治“因素”对制约其产生和性质的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的一种典型情况。

这样的情况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常见，但没有一次足以证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观点的正确。所有这样的情况都不足以表明，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中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而只是表明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关系，又影响于国民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但是——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利用某些法律特权的地方，而且在一切具有一定政治关系的地方，也莫不如此。就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引证的诺夫戈罗德共和国，也是如此。

征服会使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尖锐化，会给社会发展过程增添许多紧张的情节，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并非经常如此。满族人征服中国直到晚近时期，都不曾妨碍这个国家的内部历史保持不很紧张的状态。社会生活或多或少的紧张程度，只是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造成了多少足以引起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剧烈和明显冲突的事端，而并不决定于征服是否是这一秩序的基础。波兰的内部历史是充满了明显的紧张情节的。这是否因为波兰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征服的结果呢？我们还不能说波兰国家的产生是同征服有关系的，这一点完全未获证明。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想象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是既不正确，也不明确的。此外，他过于夸大了征服的历史作用。他在这方面还不曾完全摆脱在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流行于我国和我国作家从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观点的影响。基佐、梯也尔、米涅等虽曾正确地谈到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应是结果，但未能阐明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他们未能把它理解为西欧“一般社会生活”内部发展的结果，因而完全把它算在征服，即政治作用的账上。这是一种矛盾，他们由于当时缺乏实际材料而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但时至今日，这种矛盾早就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