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纵横术是鬼谷子发明的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阅读一段故事情节，摘自在下拙作《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
“先生莫责怪了，”公子如一脸无奈，“晚生这是进亦忧，退亦忧，冒昧相求，望得先生一语点拨！”
郦敧敛住笑：“公子既如是说，野人也就妄言了。”轻轻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望着公子如，“公子所求之事，可为人事。善谋人事者，莫过于鲁人仲尼。依仲尼所论，天下可有两大法诫，其一是命，其一是义。公子身为王之子，不可不事亲，此为命也。公子身为王之臣，不可不事上，此为义也。事亲之时，不择地求安，可达至孝；事君之时，不择事求安，可达至忠。无论是事亲还是事君，知其无可奈何而能泰然处之者，可达至德，可保无祸。公子身陷两难，已知无可奈何，只要做到泰然处之，即可臻于至德矣。”
“晚生正是不能泰然处之，求先生教我！”
“若想泰然处之，公子须知为使之道。”
“请先生明言！”
“依仲尼之论，为使之道在于立信传言。立信忌妄行，传言忌溢辞。溢辞而传则妄，妄则失信，失信则殃。”
“何为溢辞？”
“溢辞有二，一是溢美之词，二是溢恶之辞。使臣所传，多为君上所言。君上喜，多出美辞；君上怒，多出恶辞。善使者既不传美辞，亦不传恶辞。”
“不传君上溢辞，又传何辞？”
“传以常辞。”
“何为常辞？”
“去其矫，卸其饰，即为君上常辞。此其一也。”
公子如目询下文。
“其二是使臣不溢辞。”
公子如眼睛大睁：“哦？”
郦敧似是没有听到他的惊讶之声，顾自眯眼，侃侃而言：“使臣巧言花语，即为溢辞。善使者不斗巧，不劝成，此之谓也。以巧斗力者，始于阳，终于阴；以礼饮酒者，始于敬，终于乱；以溢辞传言者，始于谅，终于仇。是以善使者既不传溢辞，亦不以溢辞传言，否则必酿祸端，此所谓祸从口出。”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第076章
这段情节的上下文是，苏秦合纵至楚，楚王使其子公子如参与纵亲会谈，公子如却无意政治，信奉道家养生贵己之说，无奈中，向好友郦敧求教。
公子如与郦敧均是小说中的杜撰人物，但郦敧为公子如讲解的这段说辞，却不是在下胡诌的，而是源出于庄子的《人间世》：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生！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大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庄子·人间世》
庄子的这段话有点晦涩，其大意在下已经表述在所引用的小说情节里了。如果有谁仍旧不懂，或喜欢抛根问底，可查询《庄子》原典及权威版本的译注（免受误导），得到更完整、详细的解读。
在这段引文里，庄子借孔子之口陈述了什么才是使臣及如何成为“使臣”。
“使臣”即春秋时代的“行人”，也就是“走在路上”的人。行人不辞劳苦地奔走于列国间，主要是为传递国君的言辞，当时叫作“问聘”，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或特定时段里相互问候，类似于民间农闲时节的走亲访友。
前已述及，《汉书·艺文志》对纵横家的评述是：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受命而不受辞……
唐人长孙无忌的记载更是详细：
纵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也。……《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
《鬼谷子序》
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知，纵横术不是鬼谷子的发明，早在周初就有，是周王室与列国或列国之间在特定时段互派使臣（行人）问聘的行为过程，且整个过程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其礼数见载于《周礼》。
按照《周礼》的官制，王室设“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又设“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与此同时，列国之间，也设置有“行人之官”，位列大夫。
在西周时期，列国皆亲，王室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互派使臣送礼“问聘”，类似于现在流行于民间的“走亲戚”和儿童所玩的“过家家”游戏。在西周被封为“行人”并出使，是件相当快乐的事。
到东周时，聘问的味道变了。列国之间相互交恶，“问聘”有时就很危险。使臣在列国交恶的过程之中或之后，因礼数或言辞或其他稍有不慎而造成更糟结果被追责罹祸的悲剧时有发生。如何出使，如何施展辞令，如何在出使的过程中做到既不辱使命又保全自身，就成为一门紧迫的学问。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记载了一则流芳千古的行人故事。为完美欣赏，在下在此转引全文：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
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
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
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
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彊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
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
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於会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
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於齐，重甲困於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
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於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於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彊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
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
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於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
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
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於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真是一段“天下可运于掌”的纵横术故事，由头至尾，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叹为观止。
故事起因于姜氏之齐。齐国权臣田常子生不臣之心，欲乱齐纲，却又忌惮高、国、鲍、晏几家同样拥有势力的权臣，于是兴兵伐鲁，欲借外战消耗几大家族的实力，垄断权力。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鲁国人，孔子坐不住了，号召弟子阻止齐人。几大贤弟子如子路、子张等奋勇应召，孔子却视而不见，选定子贡，因为“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就是说，子贡深谙长短纵横之术，口才之好，连孔子也自叹不如。
子贡直接去见田常，批评他伐鲁是步错棋，伐吴才是正棋，理由是鲁国“难伐”，吴国“易伐”。关键是他给出了“难伐”与“易伐”的原因，鲁国之所以“难伐”是因其“城薄”“地狭”“君愚”“臣伪”“士民恶甲兵”，吴国之所以“易伐”是因其“城高”“地广”“甲坚”“士选”，且有“明大夫守之”。
这个逻辑可谓颠倒，于是田常“忿然作色”，要他给个说法。
子贡的解释堪称完美，“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而田常之忧在内而不在外，同时给出田常忧在内的实据，即他“三封而三不成”，其原因是有他人使绊。“忧在内而攻弱”之所以是“臭棋”，是因为攻弱必胜，主胜必骄，主骄必赏功臣，有众多功臣环侍，“主”就不会处处顺从他田常了。功臣因功受封，权力更大，对他田常也就更不利了。攻强则不然，因为攻强必败。失败可有两个结果，一是臣死，二是主气馁。多数大臣因战而死，主气馁且无所依，也就只能依靠他田常。
子贡由私入言，处处为田氏着想，田常果然“曰善”，支持子贡“使吴”，说服吴人救鲁。
由齐伐鲁到子贡使吴，可以称为整个事件链条的第一环。
在这一环里，子贡对天下之情，尤其是齐、吴之情，“揣”透了，但尚未“摩”到田常之心，因而在交谈一开始就使用“反应术”，用不合逻辑的逻辑使田常情绪激动，心大“开（捭）”。子贡根据田常的“反应”，顺势“摩”出他内中的“意”，从而为他谋出一个不利于齐国却利于他田氏的“交心（内揵）”之策。自始至终，子贡只字未露“救鲁”这个真实意图，这就是“阖”。在分析齐国内忧时，子贡给出伐鲁必胜对田氏的坏处及伐吴必败对田氏的好处，让田常自己选择，这是对“抵巘术”的巧妙运用，就是充分利用齐国权臣、君臣之间的内部矛盾以达己方目的。田常当然选择有利于己的决定，但由伐鲁改为伐吴，理由不足，于是子贡又自告奋勇，说服吴王救鲁，为田常战吴找到借口，促使其做出“决”断，请子贡使吴。
也就是说，在第一环里，子贡在短短的对话里先后运用了鬼谷子纵横术中的《揣》《摩》《捭阖》《反应》《内揵》《抵巘》《决》七术，成功说服田常待兵鲁境，坐等子贡去搬吴师救鲁，然后“击强”，“取败”，从而解除“内忧”，控制齐国朝政。
从子贡使吴至子贡至越，可称为整个事件链条的第二环。
在第二环里，子贡见吴王，在揣情完备的基础上，辟头一句“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连环使出“飞箝术”与“反应术”，将吴王抬高到与齐王并强的地位，以测试吴王反应。
子贡的逻辑是，齐与吴并强，今齐凌弱伐鲁，若绝鲁祠，势力则会强于吴，吴则“危”，解策是救鲁伐齐，既得正义之名，又得制齐之实。子贡进一步指出，这还不是最大的利，于吴王来说，最大的利是“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泗上”是天下膏腴之地，晋国是中原霸主。吴王若是打败齐国，既能“抚泗上诸侯”，又能威“服强晋”，号令天下。
吴王果然心“开（捭）”，“曰善”，但同时坦露心迹，给出难题，“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即他的心腹之患是越，不是齐。
子贡“摩”出吴王的“意”，再使“飞”术以“箝”之，“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赞吴王为“勇者”“仁者”“智者”，激励吴王“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结果必然是“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至于越王，子贡请缨说服他出兵助吴，从而一举两得，既助吴王霸天下，又达到“弱越”的目标。吴王再次被子贡的逻辑说服，派他使越。
此环与前环又进一步，子贡在使用《揣》《摩》《反应》《决》等术的基础上，更将《飞箝》术运用得天衣无缝，吴王完全被他的“飞”术“箝”住。
第三环节由“越王除道郊迎”至吴王起九郡之兵伐齐结束。
在这一环里，子贡一开场即“抵”越王之“巘”，告诉他吴王要伐越这个事实，指出越王之“巘”的三大致命伤，“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大伤同时也是子贡测试越王反应的钓语，其逻辑是，越王若无复仇之心却让人生疑，是“拙”伤；越王若有复仇之心却让人知道了，是“殆”伤；复仇尚未付诸行动，却让满天下皆知，这是“危”伤。
在子贡的“揣”“摩”二术面前，越王深藏之心无处隐匿，只好吐出“与吴王接踵而死”之意，也即表达出与吴王同归于尽的意愿。
然而，毕竟是吴强越弱，越王心中无底，向子贡求策。子贡分析所揣之情，点出吴国之“巘”所在，“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同时给出“抵”的办法，“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然后点出此举可能产生的结果，“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於齐，重甲困於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子贡之谋处处为越着想，无懈可击。越王慨然从之，赠金赐剑。子贡不受，回报吴王说，越王愿从吴王伐齐。然后是文种使吴，传越王话，请“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即越王愿做伐齐先锋，出钱出力出兵器。
吴王不再怀疑越王，不无感动地对子贡讲起越王求为先锋的忠心，子贡再施飞语，从“义”这个层面劝吴王受其财产与兵员，婉辞越王，以全大“义”。
在这个环里，子贡再次成功地运用了连环纵横术，计有《揣》《摩》《飞箝》《反应》《内揵》《抵巘》《决》等术。
第四个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是子贡赴晋到引文结束。
在前面一系列纵横手段的连环作用下，子贡在赴晋时已胸有成竹了，毋须再施展手段，只是将列国大战的情势报告晋君，指出齐、吴大战所可能产生的两个结果，一是齐胜吴败，越国趁吴败生乱，灭吴；二是吴国战胜，兵加晋国。同时子贡指出，若是出现第二种结果，晋国若是无备，就危在旦夕了。
从逻辑上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晋君于是问计，子贡献策，“修兵休卒以待之”，即厉兵以待，坐等吴军上门。
时局果如子贡所断，吴兵与齐大战于艾陵。吴胜齐，争霸心起，兵发晋国。晋君早已有备，迎战于黄池，大败吴师。越王乘机伐吴，逼杀吴王，灭吴，霸东南。
这一系列变化均因子贡一人而起，司马迁由此置评：“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我们由上述例证推知，《鬼谷子》一书所述及的纵横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鬼谷子等“纵横家者流”对春秋“行人”的实践活动予以收集，归纳，从而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游说理论体系。
然而，春秋行人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不能相提并论，行人只是递话传信，依据的是长期践行经验，而纵横家则是以纵横理论（法术）武装起来、有更大、更高追求目标的游士，他们纵横列国，为君王出谋筹策，为的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在由行人到纵横家的演变过程中，鬼谷子对行人长期累积的践行经验的归纳与整合并使之理论化功不可没。
那么，鬼谷子是如何整合行人的践行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系统理论的高度，使之成为《鬼谷子》的纵横道术呢？
请看下节，《鬼谷子》的理论依托。